张学良传(27)_范克明

二七

　　另外，也有同志强调指出：

　　日内阁首相田中，为阻止东北易帜，又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之专使来奉。8月9日，张学良回访林权助，对林前来吊丧的盛意表示感谢，并表示“本诸共存共荣本旨与日提携，而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林久治郎插话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统一，如“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张学良表示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当以中国为本位，”“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日方见张学良不肯就范，林权助以教训的口吻说：“你的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情。愿向你进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险！’”张学良愤然而起，答道：“我和贵国的天皇是同岁，我想要对阁下说的，只此而已。”这次礼节性的回访，竟不欢而散。8月13日，林权助空空而归，回国述职了。田中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改变了策略，采取了所谓务实主义，只要能保住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不反对形式上的易帜。田中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遂加紧谋求吉会、长大（东北地区铁路）等干线的筑路权。激起了东三省人民的愤怒，保路反日运动螽起。11月12日，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余决非卖国之人，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日本人原以为张学良“是一匹借张作霖虎威的狐狸”，现在他们深刻认识到，张学良“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猛虎”……④

　　④周毅：《为国家统一而矢志奋斗的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但在那时，日本在东北驻有大批军队，压力毕竟太大了，张学良不能强行换旗，只得继续推迟换旗的时间。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向南京政府明确表示：“目下对国民政府采取一致行动，为实际之统一。”

　　这以后，张学良为促使换旗这一大政方针早日实现，开展了一系列整肃内部和取信于民的活动，如他注意不断整顿军纪、政纪，减轻人民负担。对于外系军阀势力对东北的渗透，也都作了恰当的处置，有的被分散改编，其头目改任文职官员，不再掌握兵权，如名噪一时的军阀孙传芳，就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任奉天垦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的。但象声名狼藉的直鲁联军残部张宗昌、褚玉璞等，虽然实力雄厚，又亲自来沈阳要求进入东北，张学良却拒绝了。因为他深知，此辈作恶多端的军阀，还是让他离远些为好，以免危害家邦。至于换旗问题，则巧妙地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与日本人周旋：

　　他利用东北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发起统一运动，用民意对付日本人的威逼。他拉住美英等国牵制日本，在国际上争取同情者。当换旗的条件尚未成熟时，他劝阻部下勿操之过急，而要善于等待。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林省教职员制做了一千多面新国旗，准备在各商店的门口悬挂，以示东北归属中央。张学良即令吉林当局，劝阻下属，晓喻利害，暂缓实行。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以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抓住日本出兵山东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加上日本国内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一九二八年底，日本田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张学良看准了时机，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电全国，称：“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⑤……

　　⑤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

　　无疑地，这件事是办得漂亮，也是深得人心的。这也正象当时颇有影响的《大公报》所说的“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还说“其富于国家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对于东北易帜表示赞赏，肯定它是反日的爱国行动，同时也是顺应全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以及领土主权完整的愿望，应予肯定，这是多数人的看法；但也有些人认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张学良易帜归顺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是加强了买办豪绅阶级的反革命力量，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研讨的。不过，从心怀叵测的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分裂中国、迫不及待地要使东北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来看，张学良不顾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毅然易帜，坚决改变日本帝国主义一贯控制东北政局的局面，并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大势所趋。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统一时，就强大，就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四分五裂，连年战争必然贫弱。但正如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一样，革命与反革命性质不同。广东革命政府统一广东和北伐是革命的；吴佩孚叫喊‘武力统一’，要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则是反动的。共产党搞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蒋介石组织‘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则是反动的。但以上只是一般情况，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因为日本插手东北，妄图独占‘满蒙’，蒋介石决定和平统一，张学良主动易帜，避免战乱，使我国东北回归祖国，这是符合广大人民意愿，是应该肯定的。如果张学良搞‘独立’，象溥仪一样甘当儿皇帝，则东北三千万同胞将受日本奴役，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领土亦将丧失。”⑥

　　至于说，在那时，不应该联合国民党，归顺国民党南京政权，而只有投身革命、即联俄联共才是值得肯定的，这个要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张学良还没有这样的觉悟；同时那时共产党是非法的、大都处于地下状态，张学良不仅还不可能走这一步，即使他这样做了，在那时不利条件也是很多的，国民党以及英、美反对，自不待言，在东北领导集团内部也是很难行得通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他更加孤立。有人似乎总觉得，“蒋介石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的对象，如果肯定张学良的易帜是进步的话，好象理不直、气不壮。其实，这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东北，则是民族矛盾。我们不应该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列，更不应该置阶级矛盾于民族矛盾之上。否则的话，如果认为张学良归顺国民党政府，投靠蒋介石，是加强反动统治力量，不可赞扬，难道我们可以赞扬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吗？对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难道我们可以支持汉奸的分裂活动吗？”⑦

　　⑥⑦丁雍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述评》，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显然不能。所以，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后所采取的重大的政治决策，将它称之为爱国主义行动决非溢美之词，而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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