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65)_吕大渝

六五

　　倡议拍摄《达尼埃尔·吉沙尔》的是旅法华裔黄湖先生和作曲家王立平。

　　黄湖是越南华侨，后来回到中国，曾在对外称为北京电台，内部称为对外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组工作。六十年代“四清”运动时，我和他由于参加了同一期的“四清”工作队而结识。“文革”后，黄湖举家移民法国，曾与法国知名度很高的歌星和社会活动家吉沙尔合作，致力中法文化交流。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吉沙尔就表示：“中国现在还不富有，但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前列。我要在中国还不富有的时候就成为她的朋友。”他不但是第一个在法国歌坛上介绍和演唱中国歌曲的人，还曾在一九八零、一九八三、一九八五年三度来华，运来了四吨音响设备，与中国中央乐团合作，录制了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并制成两万张唱片在法国发行。吉沙尔早年做过装卸工，对于一个从底层升起的歌星，这是一次为了实现理想的赔钱壮举。

　　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吉沙尔对中国的友好之情和所做的实事，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回应。这使黄湖颇为伤感和颜面无光。

　　吉沙尔曾在法国的舞台上演唱过王立平的歌曲《太阳岛上》，并邀请他访问过法国。我最初是从王立平那里了解到黄湖的心境的。后来，我和黄湖及王立平一起，策划了人物专题片《达尼埃尔·吉沙尔》的摄制，希望以此使吉沙尔感受到中国人对他的友好回报。

　　好事多磨。我们的动机虽然如此善良，但此事又遭台级主管的百般阻挠。大约一首春节晚会的歌曲正使他心有余悸。那似乎是首正在挨批的海外歌星的流行歌曲。而吉沙尔演唱的却是乡村音乐，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自己非要因噎废食，别人也没有办法。因为王枫台长得承担播出那首歌的领导责任，日子正不好过，就不能似以往那般果断决绝，不过，他倒也给我指出了一条“生路”，去向广电部谢副部长陈情。我往广播大楼二楼跑了好几趟才碰到一次机会，但秘书说，谢副部长正在“方便”。我只好豁出来也当了一次“好猫”，就像在北京街头钉鞋掌的小摊上一样，守在男厕所外“立等可取”。虽然有些尴尬和不好意思，但能顺利地得到谢副部长的手谕，一切我都置之度外，不在话下了。

　　在此之前，我还打听到地址，闯进过广电部部长的家中，向他的家人递交了一份报告。我自然没有见到部长，他那时刚刚动完心脏手术，我并不敢造次。部长的儿子询问了详情，并答应替我转呈。

　　为了《达尼埃尔·吉沙尔》节目选题的审批，专题部主任朱景和始终站在我的身后支持着我。他相信，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个性，会使此事起死回生。

　　赴法拍片终于得到了批准。事后想想我的作为，连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惜”，难以置信。为什么总要在节目制作之外消耗这么多精力呢？我累极了。

　　在《达尼埃尔·吉沙尔》里，吉沙尔以歌曲的形式，唱出了他父辈的生活，唱出了他苦涩的童年，唱出了他婚姻的波折，唱出了他人生的体验。他还用中文演唱了两首中国歌曲《太阳岛上》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在法国，摄制小组拍下了法国的老人和孩子，拍下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香榭里舍大道和凯旋门，拍下了巴黎的小巷、街头的酒馆、画家云集的高岗和塞纳河畔废弃的码头，还拍下了他点燃壁炉与中国艺术家的欢聚，拍下了他家花团锦簇的小院和天真可爱的孩子。

　　在中国，摄制小组拍下了同样举世闻名的故宫、天坛和颐和园，还拍下了北京大学热情的年轻人和未名湖畔熊熊的篝火。

　　但是，《达尼埃尔·吉沙尔》的播出时段却被放在了收视率很低的晚间十一点，并且，再也没有安排重播，所以，没有多少中国观众看到过这个节目，自然更谈不上强烈的反响了。如此，即使我们完成了《达尼埃尔·吉沙尔》的制作，也仍然觉得吉沙尔受到了冷落，对他颇感歉疚。费了如此周折制作的节目，竟受到如此对待，原因何在则见仁见智。有些事情，并不是手中无权的小编辑们所能左右得了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法国是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国度。这一点，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处处可以得到印证。巴黎古老建筑的维修，内部的装修可以极尽奢华，及其现代化，但外观必得保持原状。试想，如果以“妨碍交通”为由，去推倒法国人的凯旋门，拆掉埃及人的金字塔，人们绝对认为这是傻子和疯子才干得出来的蠢事。所以，不得改变建筑物外观这一近似法律的规定，是法国人绝对有见地的政策。

　　但是，惟有在当年的中国，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可以不接受无数有识之士的多方劝阻，可以不接受在西郊建设新北京而保留北京老城的建议。据说，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哭谏，都无济于事。在不长的时间里，许多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民居，高耸的牌楼，城门楼和城墙，城墙下的护城河……那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充满着历史与文化的老北京风情，便荡然无存了。那是一场对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的无情摧残。

　　如今，那充满着历史和文化的古老京城已被毫无特色的高楼大厦吞没。每当我回到北京，苍凉的失落感总是堵在心头。

　　法国人的冷漠和傲慢，举世皆知。在法国短短的日子里，我总能隐约感觉到这一点。

　　虽然法国在世界上的全盛时代已经逝去，但对后来兴起的美国，有的法国人似乎有着一种明显的“酸葡萄”心态。他们以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自傲，把后来因资本主义竞争兴起而又历史短暂的美国人称为“暴发户”，对英语极为排斥。黄湖说，有些法国人即使在必要时，能说英语也会故意不讲。

　　一天晚上，我们在巴黎著名的奥林匹亚剧场，拍摄吉沙尔先生的演出。摄制小组奔波了一天还没顾得上吃饭，所以在拍完了吉沙尔演唱中国歌曲《太阳岛上》及剧场观众的反应之后，大家便在黄湖的带领下去吃晚饭了。我们计划饭后再赶回来拍摄吉沙尔在演出结束以后，为观众签名的镜头。但在我们刚刚离开剧场，突然出现了孩子们给吉沙尔献花的热烈场面。当然，如果能把这些镜头抢拍下来，自然会为节目增色不少。当时，一位在剧场工作的法国女人到处找不到我们而焦急万分。但是，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她根本不理睬黄湖的解释，就像可以任意训斥她的学生或孩子似的，毫无涵养地对我们大声指责，极不礼貌。对这次漏拍，虽然整个摄制小组也深感遗憾，但岂能对堂堂的中国客人如此无礼？可是，集合我们摄制小组全体，除了具有“orangeiuice”之类能在飞机上混杯橘汁喝的英语能力之外，没有一个人能用英语义正辞严地请她懂点礼貌，客气一点。那天晚上，面对那位法国女人种族自大的傲慢态度，我们毫无招架之力，实在窝囊透顶。

　　会讲英语是一个世界公民起码的语言能力，但学习英语还被批判成“崇洋媚外”的“文革”阴霾刚刚散去，我们又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与世界接轨呢？中国人需要时间。

　　法国人的冷漠，还表现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在法国生活的外国移民，比在美国更加“二等”。在美国，只有印地安土著才是北美大陆最早的主人。就算自诩为老牌的美国人，祖上也不过是乘“五月花”号从英国抵达波士顿港的清教徒。他们比后来人定居美国的时间，充其量仅早上三百多年而已。大家都彼此彼此，全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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