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59)_吕大渝

五九

　　或许是“文革”之后，人们已经厌倦了大人物一言九鼎祸及百姓的整人方式，当时主持电视台宣传工作的副台长阮若琳几乎没有理会那则批评。她说，节目是经过台领导审看后播出的，便没有再追究我的责任，否则，我可能又会招惹一场无妄之灾。

　　在亲自动手采制节目的过程中，我熟练地掌握了电视编辑机的声画剪接技术和基本的蒙太奇技巧，为日后正式调往专题部担任《人物述林》组的编辑、记者和主持人做好了业务准备。

　　就在对我漫天飞舞的谣言之中，我的好朋友、录音师小纬多次到我家探望和劝说，我才结束了近一年的“罢工”生涯，回到电视台上班了。

　　八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新开辟的栏目《人物述林》组主持人的位置曾为许多人向往，首任组长王元洪因为在多年合作中对我的能力和工作态度的了解，又对于逆境中的我十分仗义，他告诉了我热衷那个职位的一些人名，但他斩钉截铁地说，那个令人羡慕的位置只为我一个人留着。王元洪对我的知遇之恩，我深怀感激。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虽然人生的逆境伤害了我，但却使我在阮若琳副台长的首肯下，得到了那份心仪已久的《人物述林》组的工作。此后，又使我走上了完全不是我预料之中的生活道路。中国人常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冥冥之中，人的福祸是否都有个定数？我说不清楚。

　　一九八四年春天，为纪念中国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我曾带队跟随国际航线江平的机组去美国和英国采访，我们拍摄的电视专题片《我们的机组》也在全国专题节目评选中获了奖。在那次赴美拍摄的时候，我结识了美国女作家包柏漪。

　　包柏漪当时的管家龙姐是印尼归国华侨，电影女导演张暖听中学的同学。我赴美时受托给龙姐捎去一点中药的时候，包柏漪在她纽约的家中招待了我。我们相谈甚欢。谈得较多的是“文革”。她是位作家，比较关心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和心理活动。记得她问起我在广播局的批斗大会上，挨打了没有？广播局毕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武斗的情况井不多见。我告诉她台下的人只是对我喊口号，没有打过我。造反派如果动手打一个二十岁才出头的女孩子，可能也会不得人心。她还问我，在台上挨斗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我说，那天，我穿的是一件浅蓝的确良短袖衬衫、深蓝人造棉裙子和一双白色塑料凉鞋。虽说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我仍不愿低头弯腰过于狼狈。我想的只是台风要好，不要“三轴平行”。因为我站得挺胸收腹，目光平视，台下便有人为了“痛打落水狗”，喊口号叫我“低头”。当然，在那种被动的处境之下，众人硬坚持要我低头弯腰的话，我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我只把视线降低了一点，台下的人们竟然就放过了我。我猜，大多数人对我还是有恻隐之心的。我开玩笑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在能容纳千人的广播剧场舞台上，我已经沦落到了挨斗的地步，想的竟还是保持自己良好的形象，面对的好似仍是我的电视观众。包柏漪听得哈哈大笑。

　　包柏漪随上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夫婿洛德到北京不久，我就接到了龙姐的电话，包柏漪要请我去吃晚饭。说实话，“文革”刚刚过去，我对这种单独进入美国驻华使馆赴宴的举动，仍心有余悸，十分矛盾。不接受邀请的话，实在失礼。如坦诚地说出我的顾虑，又恐怕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虽从未回绝过任何类似的盛情邀请，但内心却始终忐忑不安，担心给自己惹来新的麻烦。

　　洛德任内，包柏漪在中国文化界颇为活跃。她经常在大使馆里举行招待文艺界人士的电影茶会。

　　那次晚饭之后，我又应邀去参加过一次包柏漪的电影茶会。在茶会上见到的还有英若诚、宋丹丹等很多人。女作家张欣欣也去了。那时，张欣欣正和中央电视台专题部的记者童宁合作电视报告文学，拍的是一些普通中国人的故事。

　　在包柏漪的电影茶会上，张欣欣问起了我的遭遇。她说：“你好好想想，究竟得罪了谁？”她还说：“你可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当然不是现在。”

　　一代名优阮玲玉曾在自杀前留下了“人言可畏”的名句。在我压力最大的时候，虽然如始终关心我的一位台领导和我广播学院的一位同窗好友判断的那样，鉴于我的个性和经历过“文革”遭批斗的锻炼，我不至于寻短，但总让那些流言蜚语像影子一样跟随着的日子实在令人厌倦。

　　当年，在我人生极度低潮的时候，曾有一位作家朋友也劝慰过我。他说：世界上的人分成议论别人的和被人议论的两种人：有成就的被人议论，没成就的议论别人。他开玩笑说，美国人为了出名是不择手段的，而我身上的中国色彩太浓了，所以才会那么在乎别人的议论。虽然他的劝慰并不能令我释怀，但他说，在中国，为右派分子平反用了二十三年的时间，现在，你又不能指证出造谣的人，根本别指望有谁能为你辟谣。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日子。这很实在的话语我是听进去了。

　　美国大使馆的那次茶会至今，十五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忘记张欣欣的建议。但时过境迁，中国社会已经开放了许多，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以往那些个别政工干部及顶头上司以手中的职权嫉贤妒能，甚至以干预百姓私生活为己任的作风早已没了市场。

　　当我远离了故土，在不惑之年又从零开始了艰难起步的时候，人生道路上往日的恩怨得失，那些粥少增多的红眼嫉妒，那些我是你非的鸡毛蒜皮，那些婆婆妈妈的飞短流长，早如过眼云烟，从喧嚣归于平静，无足轻重。

　　日前，北京市侨办的两位领导干部造访华盛顿，作为大华盛顿地区北京同乡会理事会的成员，在欢送他们的晚宴上，我听到了国内关于“六八人”的说法。

　　那是令人羡慕的一代。他们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过后出生，躲过了饥馑的年代；“文革”中盛行“知识无用论”的时候，他们还是学龄前儿童；中学毕业，他们恰逢恢复高考；该走进社会了，他们又赶上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步入市场经济的好时光。刚近不惑之年，他们当中的精英，已经成了社会的脊梁。

　　我没有“六八人”的福分。

　　三年“困难时期”经济的停滞和接踵而来的十年浩劫，电视事业无法发展。在我青春鼎盛的年代，纵有无限才智和激情，也没有足够的施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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