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49)_吕大渝

四九

　　但是，在宣布“五·一”转播工作人员名单的时候，我仍被安排在“五·一”播音工作的位置上。如果，这是对我的重用，即使我已力所不能及，也应心存感激。如果，播音员果真紧缺到除我就再无他人的地步，我也无话可说。可事实绝非如止匕。

　　实际上，所谓“五·一”游园实况转播中的播音部分根本不是现场直播。那时，大约防备播音员在现场直播时呼喊“反动口号”、发表“反动言论”，为了“安全播音”，所有的解说词全部录音播出。当时播音组有三名播音员，在我声带出血的情况下，安排另外两位一男一女播音员参加“五·一”播音工作是绝对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党支部书记却安排了播音组里另一位女播音员去了中山公园音乐堂。其实，那个被安排坐在音乐堂里的人选，只要是个头脑清醒会说中国话的人就有能力担当，因为其任务简单到只是向转播车内的电视导播通报华主席和“中央文革”首长抵达和离开会场的消息而已。但是，在那些年里，党支部书记却把去音乐堂向转播车里的导播报告中央首长的行踪，当成了奖励立场坚定者的手段。

　　自从“四·五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紧接着开始了追查所谓的“总理遗言”。其实，历经了近十年的“文革”，对那种把矛头明显地指向周总理的运动，几乎已经没有群众理睬了。就在宣布“五·一”工作人员名单的大会上，播音组一位揭发亲兄弟传播了所谓“总理遗言”的同事，在那个“五·一”，被奖励到音乐堂前排的“机要岗位”就坐，因此，我声带已经出血的事实，竟毫不在那位党支部书记的考虑之列。

　　但凡有些专业常识的领导不会不懂得让一条已经出了血的声带还去大喊大叫，对一个播音员、演员或歌唱家事业的前途意味着什么。而那位党支部书记又恰恰是从一个合唱团调到电视台文艺播出部的，他不应该是个外行。但在那个“党管一切”的年代，在生理病态和心理逆反的状态中，我除了俯首帖耳地去毁了自己的嗓子，还能怎么样呢？

　　那时，我每月只有五十来块的工资，一到月底，所剩无几。四月三十日录音前，我和白钢凑起兜里的全部零钱，买了二两散装巧克力。尽管我知道巧克力全然治不了声带出血，可我还是指望那平日难以吃到的巧克力能给自己长点底气。

　　我和白钢轮流进到播音室去喊上一段“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解说词。每当声嘶力竭嚷完一段的时候，我光想哭。为我播音员的职业感到深深的悲哀。

　　从那天以后，我一坐在话筒前，嗓子就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再往后，连平日张嘴说话前，嗓子也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了。我试遍了针灸、电疗、蒸汽疗，始终不见成效。大夫说，我得的是神经性的咽炎，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发声障碍。

　　“文革”十年，我周围的人们日子也不好过。儿童片《祖国的花朵》的导演严恭伯伯也挨了整，但我与他始终有来往，保持着父女般的忘年之交。他是南京人，那时他住在长春。他的妻子兰馥馨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是位译制片导演。我叫她兰姨。

　　小时候，严恭伯伯每次到北京出差或开会，总会把我找去，带我看参考电影，请我吃饭，给了我很多关照。我长大了，他老了，变成我对他多加关照了。从三年“困难时期”直至“文革”，东北的副食供应一直比北京紧张得多，细粮更是缺乏。我那时常为他做的事情，就是在他来北京的时候，用北京的面票买好挂面，送他上火车回长春的时候，把挂面也一起送上去。那时，北京火车站里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东北人，大包小包往回扛的全是挂面。

　　【二十二　随邓小平访日】

　　一九七八年夏天，我突然接到了严恭伯伯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和兰姨从南京回东北，就不打算在北京多停留了，打电话是来和我告别一下。我觉得反常。问起缘由才知道兰姨得了乳腺癌，已经有西红柿大小，是晚期了，打算回东北去治疗。我当即告诉他，北京的医疗条件肯定比东北好得多，我请他俩住到我家，请北京最好的医生为兰姨治病，即使无救，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不会留下遗憾。严恭伯伯和兰姨夫妻感情很好，我知道，不留下终身遗憾对严恭伯伯是很重要的。

　　我家的居住条件并不好，四口人只有里外两间小平房。就这样，在我家外屋拉了个布帘子，严恭伯伯和兰姨就留了下来。

　　小弟的一个朋友有个小本，记下了很多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注解，诸如：张三（排骨）、李四（大立柜）、王五（拿药）等等。每个人名后的注解都是当时紧缺的物资或难办的事情。老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在中国，办成事情的关键是“关系”，但我在这方面始终没有开窍。等到要给兰姨找个好医生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缺了一个“小本”。幸亏我的挚友小倪刚刚在协和医院动了个小手术，认识了那里最好的“一把刀”，由她相求，终于由协和医院的黄汉元医生主刀给兰姨动了手术。

　　小倪叫倪美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她和她的丈夫顾小铨都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手术以后，病人需要家人护理，与严恭伯伯和兰姨非亲非故的小倪夫妻和我一起承担了陪床的任务。

　　那时，电视台播音组只有两个人轮流值班，我没有为了私事请假的可能，一连十来天，每天在电视台上完班以后，再赶往“协和”值夜班，天亮了，再从医院赶到电视台去上班。如此缺乏睡眠，日夜操劳，我的神经性咽炎更加严重了。

　　在我正为兰姨治病疲于奔命的日子里，中央电视台文艺播出部主任石凤山通知我，准备参加邓小平副总理赴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采访工作。在我的播音竞技状态极度不好和社会物质非常紧缺的条件下，我开始了赴日采访的准备。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总说，十年浩劫，积重难返。直到我要出远门了，直到我要代表一个国家出远门了，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我才切身体会到“文革”十年的“积重”，已经使我的祖国变得多么匮乏。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签字仪式在东京举行。代表中日双方签字的是历经十年“文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为此，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一个十多人的小组随同邓小平进行卫星传送报道。

　　那年我三十五岁了。如同李光曦“文革”前在歌剧《茶花女》里唱的：“青春好像一只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我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生活，竟已经三十五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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