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39)_吕大渝

三九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又来到广播局参加“战斗团”在广播剧场举行的大会。“兵团”成员一律不得入内。

　　我一气之下，抄起一只笔就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那段话写在了广播局的红条稿纸上。我想，既然不许我进入会场，我写个条子给江青提点意见还不行吗？

　　算我命大，“战斗团”的守门人连条子也不许我递进去，否则，那张条子果真到了小肚鸡肠，报复心极强的江青手里，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阵，或许会因此惹来杀身大祸。

　　条子既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又没能送进会场，我顺手扔了以后很快也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半年之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抓革命”的同时，也忙着“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

　　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念！”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

　　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给江青提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纸。虽然我给江青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于是，她就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

　　揭发我的那位姑娘在会上受到了表扬。她原来也是“过大江”与我一派的，但因为揭发了我，赵忠祥说她能“反戈一击”，仍然是“战斗团”的“依靠力量”。后来，她还入了党。

　　在文艺播出部那个大会上，我被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之后，有的“过大江”成员迫于压力，也揭发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论”。由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我被列入了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反革命”。这是我后来得知的。

　　刹时间，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冲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又在广播剧场召开了专场批斗大会。批判发言慷慨激昂，“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走资派”的时候，在一大排陪斗的“牛鬼蛇神”最后站着的总是我。进驻广播局的军宣队小战士小崔后来对我说，任何一个单位批斗的“走资派”都是老家伙，但他来到广播局，看见一大串老“走资派”后面竟是个那么年轻的小姑娘，感到十分奇怪。

　　本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用台标配以标志音乐以及播音员报告当日节目开始的，但自“文革”开始以后，中国便没有了真正的电视播音员。那时，台标和标志音乐过后改成了毛主席的半身画像并配以乐曲《东方红》，如此一来，电视播音员何以有资格紧接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画像露脸向观众播报节目呢？于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便不再出图像，只播“画外音”，如同电台播音员一样了。

　　自我当上了“反革命”以后，连电台播音员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职，进了电视台的“牛棚”。每天早上，我的任务是洗厕所、扫院子。然后和电视台的“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为伍，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

　　三秋时节，虽然让我和大家一起下乡，去怀柔农村秋收，但因为我是“监督劳动”之列，则分配我和男壮劳力干一样的农活。不要说精神上的压力，仅劳动强度就完全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雨后，撂在地里的大捆秫秸又湿又重，连二十多岁的大个子复员兵都扛得毗牙咧嘴，而我得和他们扛得一样多。

　　一天十来个钟头弯腰刨出高粱茬子是很苦的农活，别人可以与上树摘梨的工种轮换，而硬让我刨了整个三秋的高粱茬子，干得腰都直不起来的时候，只好趴在地上接着刨。我从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连扫地、切菜和站着打电话都不能持久。

　　“此人年龄虽小，能量极大。”虽然，西小院给我贴的一张大字报是以这句话开头的，但我明白，我充其量只是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坏在了一张嘴上而已。我又能有什么能量呢？

　　“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给多少人带来了无妄之灾。遇罗克、张志新等许多有思想、有头脑，关心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人们甚至遭到杀害。与他们相比，我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

　　与许多中国人的苦难相比，虽然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但作为个人来讲，我当时深感人生黯然、前途渺茫。

　　当我还是个少年人时，我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撒满了鲜花和阳光，但是，十年“文革”，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涩。眼前的生活与我少年时代的憧憬相去甚远，我仿佛永远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

　　我十岁那年拍摄了《祖国的花朵》，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浆》流传了几十年至今仍未止息，但还有一首非常好的《主题歌》和一首《种花歌》鲜为人知。

　　那首《主题歌》的歌词是：“哎！伙伴们，唱吧！谁有我们这样高兴，我们有一对明亮的眼睛。明亮的眼睛，看见了远大的前程。远大的前程，美丽的星星……”

　　小时候，我一直等待自己长大，等待长大后去实现从事电影事业的美好理想。长大了，我刚刚爱上了电视事业，却碰上了“文革”，又坠入了等待之中，等待着对我“炮打中央文革”的最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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