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20)_吕大渝

二〇

　　一九五七年，有多少人因为对“苏联老大哥”稍有微词，而被打成了有派分子。马列主义的领袖“马、恩、列、斯”中的斯大林自然也属于不能妄加非议之列。三十多年后，我才清楚地了解到，绝不像当年中国人都会唱的苏联歌曲《莫斯科—北京》宣称的那样：“中苏的人民是永久弟兄”、“从没有这样牢固友情”，斯大林也绝不像《斯大林颂》中所唱的“斯大林是我们胜利的旗帜，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中国人也不必“我们永远跟着斯大林”。因为，无论是所谓的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还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苏联老大哥”都极为自私，占尽了中国人的便宜。

　　当年，父亲可能是想告诉我真实的“苏联老大哥”、真实的斯大林。但我没有给他谈话的机会。

　　父亲显然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然十分正统。他总是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的意见冠冕堂皇，但事后往往“招骂”。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要精简机构。父亲动员身为模范教师的母亲退了职，变成了一个没有收入的家庭妇女。当父亲整天在家把患有高血压症的母亲当作发泄内心积郁的对象时，母亲往往后悔当初听了父亲的动员退了职。特别到了晚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落实成公费医疗待遇，母亲为此始终耿耿于怀。

　　那时，父亲还动员原来在商业部全国合作总社任会计的堂姑，去山西侯马支援了工作。但二十年后，堂姑一家要返回北京时却再无人予以过问。在堂姑一家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落实回北京政策的过程中，想必不会对父亲感恩戴德。

　　在我的记忆中，我只主动找父亲谈过一次话。那次谈话，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我放弃了多年来报考电影学院的理想，作出了服从国家需要去当电视播音员的决定。

　　我事后之所以没有像母亲和堂姑那样埋怨父亲，只是因为我同届报考了艺术院校的同学和朋友学成之后恰逢“文革”开始，白白在军队农场浪费了好几年的艺术生命，而我“服从国家需要”的选择，却让我有机会好好“为人民服务”了几年，况且我也深深地爱上了电视事业。

　　其实，由于与父亲的隔阂，我失去了一些很好的学习机会。

　　父亲的英文极好，退休以后，他曾为社科院研究生班教授过英文，特别在一九七八年打开国门以后，每个星期四的晚上，父亲都在家给上门求教，攻读“托福”的年轻人义务教学。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从父亲这里迈出了留学海外的第一步。而我，面对着这样的“近水楼台”却总是不屑一顾。如今，我十分后悔当初没有珍惜那可以跟父亲读英文的上好机会。

　　鉴于我和父亲的关系，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重蹈覆辙，我一定要和儿女成为朋友。我的儿子苗苗满七岁时，在北京新街口西河沿的粮店前，我告诉他：“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永远变不了的，可咱们得是朋友，咱们得永远互相说心里话。”我们俩拉了“勾”，作了一辈子的承诺。

　　当苗儿高中即将毕业，一次，我和他一起骑车回家时，他说：“妈，我怎么觉得咱俩像同学。”我感到十分欣慰。

　　时间是最好的淡化剂。“涮羊肉风波”已经过去了数十年，我不可能犹如当年足足三天不理父亲似的，至今仍满腹委屈。我并不是个小鸡肚肠的人，就连曾对我的人生造成过伤害的人我都没有不依不饶，更何况是我的父亲，一个让我吃羊肉而不是让我吃“枪子儿”的父亲。但是，“涮羊肉风波”所造成我与父亲内心的距离，从不与父亲有任何沟通的习惯，年深日久，已成定势。

　　赴美十年有余，其间，我虽曾回国四次，每次也都会去看望父亲，但只是三四次蜻蜓点水而已。父亲老了，往日那火爆的脾气已不见踪影。面对着老迈的父亲，虽然我仍无多话可谈，但平添了一点恻隐之心。“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想起了中学时背诵过的课文。

　　年近九旬的父亲曾在给外孙苗苗的信中自省：“我一生赡养四位老人，照顾五个弟妹，抚养六个儿女，以家长自居，一副道学先生面孔。”父亲说，他已把自己的一生写了出来，正托人电脑打印成册，准备给子女有个交待。父亲渴望得到晚辈的理解。

　　母亲已经故去五年，寂寞的父亲在一次次来信中对亲情的呼唤，终于使我顿然醒悟：父亲已来日无多。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父亲的一生肩负了太重的担子；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缩短与父亲内心的距离。我想，即使父亲已是风烛残年，但是，只要去做，一切还来得及。

　　【十三　女十二中】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我成了北京女十二中初一·一班的学生。女十二中的前身是北京早年有名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高中部地处灯市东口同福夹道，初中部位于灯市西口的街面上，那是块毗邻王府井的风水宝地。九十年代初，初中部遭到我曾读过的汇文小学同样的命运，也荡然无存了。现在，那里已成了繁华的商业区。

　　早年，居住在交道口附近的女学生报考第一志愿的中学，一般都是东直门的北京女二中，那也是个重点中学，只是由于拍摄《祖国的花朵》的小伙伴郭言、张筠英、柳青、刘家彬等都要报考女十二中，为了“扎堆”，又听说那个学校的文艺活动很出色，我就舍近求远了。

　　进初中那年，女十二中招收了十个班的初一学生，并首次按年龄分了班。我和郭言、张筠英都十一岁，分到了一班，柳青十二岁，分到了二班。当五十个十一岁的孩子凑到一起就像五十只猴子的时候，校方对这种分班方式可能已经后悔晚矣。

　　小时候，随着父亲工作的流动，小学六年，我读过四个学校。我没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更没有养成专心读书的习惯，加上母亲工作忙碌，还要操心家务，父亲又多年在外工作，都无法过问我的学业，其间，我又两次离校去长影拍片，心情不免浮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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