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15)_吕大渝

一五

　　有一天晚饭后，大家到离太平胡同不远的太平湖去散步，就是十二年后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的文学大师老舍先生自尽的那个太平湖。湖中有个大石头砌成的假山。小胖子李锡祥扬言要逮我，我拔腿就逃，一不小心，在一块大石头尖上狠狠地磕了一下。我眼睁睁地看着右腿的膝盖上像一只小眼睛慢慢张开了似的裂开了一个很深的口子。开始是白色的，并不流血。又是乐极生了悲。我扫了大家的兴，只有用若无其事的态度来掩饰尴尬，表达歉意。我没有哭。那次在汇文撞破了头，还有辆平板三轮把我护送到医院，这次只是胖胖的严恭伯伯平托着我，气喘吁吁地下了山，把我送进积水潭医院缝了两针。其他孩子也不得不偃旗息鼓，打道回府。从此，继我五岁时从滑梯顶上栽下来，在左腿膝盖上留下个一寸长的伤疤后，这次，十岁了，在右腿膝盖上又来了个椭圆型的伤疤。

　　严恭伯伯请来了母亲，一个劲地为我的“负伤”向她道歉，但母亲对我知之甚深，她说，是大渝这孩子淘气，给你们添了麻烦。

　　母亲所言确实不假，那天，是我先在李锡祥旁边一个劲儿地“挑衅”：“胖子胖子打麻将，该人钱，不还账，气得胖子直尿炕。”把李锡祥惹急了，他才扬言要逮我的。

　　在拍片子的日子里，我得到了两个外号：“搓板”和“消防队长”。“搓板”是形容我瘦得肋骨像搓板。“消防队长”是因为我爬高上低的能力极强。

　　完成了北京的外景工作后，摄制组带我们去西山玩军事游戏和野餐那天，我爬到了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树上。时间已到，我方是赢家已成定局，但我仍坐在树权上，眼看着大家在树下团团转，就是找不到我，非常得意。最后是才十八、九岁的剧务小曲叔叔抬头看见了我搭在树权上的红毛衣，才发现了我。

　　整个摄制期间，我会经常起跑、弹跳，然后出其不意地从背后蹿到叔叔、伯伯的身上，吓他们一跳。直至我做了母亲之后，已经年迈的老导演严恭和苏里仍印象深刻地提及我“消防队长”的功夫。

　　《祖国的花朵》的编剧是林蓝。其实，最早的电影文学剧本叫《祖国的明天》，后来征求小演员的意见时才改成了《祖国的花朵》。

　　影片说的是北京小学一个少先队中队，帮助班上的两个非队员：骄娇二气的杨永丽和调皮捣蛋的江林入队的故事。

　　就在我跪在窗口看棺材铺的那些夜晚，导演严恭和副导演苏里，总是聚在我的左邻、场记华永庄的小屋工作到深夜。他们在根据文学剧本谈分镜头剧本。

　　在《祖国的花朵》的拍摄过程中，场记华永庄的工作令我印象深刻。华永庄高高瘦瘦的，架着一副眼镜，书卷气十足。他的工具是“呱嗒板”。那是个长约一尺、宽约八寸、带有用合叶连接着活动把手的小黑板。每个镜头开拍前，华永庄必须把写有镜头号的“呱嗒板”放在摄影机镜头前，并把合页的把手张开，导演“预备、开始”一声令下，摄影机开始转动，只有在敲响和移开了“呱嗒板”，演员才能开始表演。

　　镜头拍完后，华永庄总要作些重要的记录。譬如：“杨永丽左辫子在前，右辫子在后”、“江林第三个扣子没扣上”等。因为电影中两个连续镜头的拍摄时间未必连续，待隔一段时间再拍时，如果没有场记的提示，后期剪接时，就会出现问题。诸如：同学们去探望烫伤了脚的杨永丽，她正说着一段台词，只是因为中景变成了近景，原来在前面的辫子，突然跳到后面去了；或是江林正在房上掏家雀，换了个景别，原来开着的衣扣突然莫名其妙地扣上了之类的事情发生。

　　镜头开拍时，录下的“呱嗒”一声和“呱嗒板”上的镜头号在影片后期合成时，对声音和画面剪接的必要和提供的方便更不言而喻了。

　　世界上不喜欢看电影的人大概不多。提起一部好电影，人们注意的焦点往往集中在男、女主角和导演身上。就算是一年一度豪华之极的美国电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虽然也设立了编剧、摄影、剪接、音乐、效果、美工、特技、化妆、服装以及最佳男、女配角等奖项，但对导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场记是不会有人提及的。

　　对摄制组的其他工种我也都十分好奇，特别是电影化妆。我曾长时间地观察化妆师毕叔叔和李叔叔的工作。后来，我要求允许我动手给群众演员化妆，他们同意了。我是那群孩子中惟一获得许可为群众演员化妆的一个，一个十岁的化妆师。

　　我对电影化妆的兴趣由此开始。去中央电视台当播音员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成了文艺部歌舞组导演黄一鹤和邓在军录制歌舞节目时的“特约”化妆师。电视台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彩色电视开播以后，才有了第一个专职化妆师梁青梅。

　　在我刚刚住进《祖国的花朵》摄制组，兴奋得无法入睡的那些晚上，每当夜阑人静之时，我总是导演严恭谈分镜头剧本时隔墙的耳朵。以后，看懂了那些镜头号、长度、景别、推拉升降摇移、台词、音乐、效果等的内在关系，我对镜头的运用和组接有了一种感觉。这对我日后中年改行，从电视播音员转向专题节目编导时受益匪浅。

　　《祖国的花朵》电影分镜头剧本完成后，要开拍了，这时才宣布了角色的分配。

　　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赵维勤，十二岁，是来自第四十中学惟一的初中生。她留着粗粗的大辫子，长着长长的眼睫毛，很敦厚的样子。在学校里，她还当过少先队大队主席。赵维勤扮演了中队长梁惠明。她后来进了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她的父亲是早年从美国回国的核物理专家赵中尧。

　　既骄又娇的非队员杨永丽由张筠英扮演。张筠英从小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进中学后，我和她一度是女十二中的同班同学，并一起参加了北京市少年宫舞蹈组民间舞组的活动，整整五年。高中毕业，她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后来留校当了台词教员，近年来在社会上担任了大量的影视片配音工作。

　　调皮捣蛋的非队员江林，由胖乎乎的李锡祥扮演。他成长期间的境遇不是很好，后来去了新疆，在矿上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他曾回过北京，我和拍电影时的小伙伴郭言一起和他见了一面。李锡祥很瘦，看上去十分苍老。童年的往昔像一个远去的梦，令我感到岁月的沧桑。

　　中队委高桂云由柳青扮演。她中学也和我同校。拍片结束不久，她的母亲被打成“右派”，柳青为此也经历了一段坎坷的生活。她后来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深造，毕业后，曾在中新社和长影工作，听说她后来也来了美国。

　　通过角色的分配，我看出严恭和苏里这两位导演，是照着电影文学剧本中对人物的描述去寻找小演员的。我扮演的刘菊是个瘦瘦小小、梳着两根小翘辫子、很关心集体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我瘦得像“搓板”，我也不会成为导演心目中的刘菊。

　　分配完角色，试了化妆和服装，便开机了。为了赶在秋凉之前完成外景工作，摄制组的日程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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