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12)_吕大渝

一二

　　【十　给毛主席献花】

　　“反右”、“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人为的政治运动，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我清楚地记得，五十年代初期，在结束了百年战乱，把外国列强赶出中国之后，即使像我这样一个还不谙世事的少年人，都感染到了中国人曾经普遍有过的要振兴中华民族的那种昂扬的精神。

　　在以后的日子里，中国人原本可以做得更好，但中国却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越走越远，乃至十几亿中国人都无法改变那一个人的意志。

　　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惟一的出路是改革开放，而安定团结又是改革开放必需的社会环境。但中国社会似乎缺少了些什么，似乎应该改变些什么。

　　痛定思痛，对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这条路究竟应该怎么走才能稳妥？对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的功过得失究竟应该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在“文革”压抑的十年中，曾一度怀念过的五十年代初期的日子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目前，我还没有能力说得明白。

　　五十年代初期曾是我人生中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九五三年暑假，我九岁多了，五年级的时候，从汇文转学到东四一中心，开始了我的少年时代。

　　在中国，小学生的组织是少先队。少先队接受共青团的领导。每个学校是一个大队。大队辅导员一般都由老师兼职。大队干部由学生担任。每个班级是一个中队，每个中队再分若干小队，由全班队员选举中、小队干部。左臂上佩戴的一寸半见方的白布底上红色的三道杠、两道杠和一道杠，分别是大队。中队和小队干部的标志。

　　当年团中央少儿部的部长是江敬文。他们在东四区的重点学校东四第一中心小学做了一个试点，安排了一个专职的大队辅导员，她叫范小韵，是个梳着两条大辫子、师范毕业的年轻姑娘，于是，一中心一度成了一所社会活动比较活跃的学校，我也由此得到了许多难得的机会。

　　整个小学阶段，一中心已是我读过的第四所学校了，在对陌生环境的适应中，我渴望朋友。开学不久，我就和仇铁珍。李英、岳桂娟、陈珊成了“死党”。

　　仇铁珍住在小胡同十号。马将军胡同在中段路北拐进去了弯弯曲曲的一截，是条窄窄的死胡同，我们叫它小胡同。仇铁珍的大哥仇大治和我的大哥是五中的同学。她的小弟仇大年，小名叫小闹，和我的大弟是同学。小闹整天乐乐呵呵的，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他。小闹后来成了个腰板挺挺的英俊军人，可我碰见他时，还是叫他小闹，他仍然乐乐呵呵地答应着。

　　李英、岳桂娟和陈珊也分别住在交道口南大街的香饵胡同、大兴县胡同和菊儿胡同。

　　课间，我们一起玩“夹包”、“拽包”和“耍拐”；放学，我们同行回家；夏天，我们到陈珊家的大院子里采桑叶；冬天，我们就和全班的男女同学一起，在太阳照得着的墙角，挤成一排，一边唱着歌谣一边“挤狗屎”取暖。只是考中学的时候，惟独我为了和拍电影的小伙伴扎堆，去了位于灯市口的女十二中，而她们就在交道口一带进了中学。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对一中心男生的印象不深，但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倒记起了班上一位叫苏那木仁钦的藏族同学。他留个分头，清清秀秀的，给班上的同学带来过藏民的食物酥油和糌粑。

　　从一九五九年离开中国已经四十年的达赖喇嘛，如今在海外十分劳碌。四十年前发生在西藏的那段历史，扑朔迷离。每当我见到一些身居海外的藏族年轻人，与他们用普通话聊天时，我总会提起我小时候的藏族同学苏那木仁钦，告诉他们我吃过藏族的酥油和糌粑。我觉得我们是同胞。

　　一中心班上有一个虎头虎脑的男生，叫陈小渝，我猜他一定和我一样，是在重庆出生的，只是我从没问过他。

　　现任国家科委工业司司长的石定寰，也是我一中心的同学。他和已经退休的大队辅导员范小韵至今还有联系。

　　在一中心，还有一个姓王的同班男生，头发很黄，留着小平头；他还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可能是跟着父母去了边远的地方。一、二年后，他突然敲开了我家的大门，支支吾吾地要送给我几张画片，我一看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吓得一句话都没说，就关上了大门。事隔几十年，回想起这一几乎被遗忘的小事，我不知当时那个才十岁的少年，为什么会突然离开了北京？他来找我时的处境究竟如何？莫非他的父母在什么运动中遭到了麻烦而被发配？莫非他又被送回来投亲靠友在北京念书？但愿他的突然来访，只是青春期少年的所为，否则，还是个孩子的我又能帮助他承担些什么呢？

　　五十年代，每到“五·一”和“十·一”，白天都要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庆祝游行；晚上则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大喇叭播放着音乐，人们一曲接一曲地跳着集体舞，直至深夜。

　　一到那个时候，一中心都会接到去天安门广场观礼的任务。观礼的同学，一律白衬衫、红领巾、白袜子、白球鞋，男生是蓝长裤，女生穿花裙子，人人手执一束纸制的粉红桃花。

　　虽然从天安门向下望去，广场上是人的海洋、花的海洋，但站在广场后排的孩子却不可能看清楚游行队伍。每个孩子都兴奋异常，觉得那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

　　在每所学校队伍的最前面，总由一位个子高高的男孩举着星星火炬为标志的队旗，只及他肩高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站在两旁，名曰“护旗”。我是幸运的，因为学校每次都让我护旗，我就总能站在第一排，放眼望去，一览无遗。

　　十点整，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以后，庆祝游行才会正式开始，但观礼的队伍则要提前很多时间入场，而由解放军担任的标兵，听说七点钟就得到位。我总为他们担心：不吃不喝还好说，但差不多连续八。九个钟头都得笔直地站在那里，想上厕所可怎么办？我后来听说，如果吃几个白煮蛋，就会不渴不饿也不想上厕所。我想，他们一定都吃了白煮蛋。

　　仪仗队的方阵、陆海空三军的方阵、文艺大军和体育大军的方阵，在每次游行前都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练队，还会进行彻夜的彩排。当他们展现在人们面前时，那威武、壮观和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场面，往往使我产生一种中国人的自豪感。

　　当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和学生等群众队伍过后，全体在广场上观礼的少先队员便一起举着桃花，欢呼着奔向金水桥畔。那成千上万个童音发出的“啊”的长音，令人震撼，催人泪下。

　　这时，穿着银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就会走到天安门城楼的东西两侧，摘下帽子，缓缓地向人们挥手致意。全场的大人。孩子一起仰望着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许多人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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