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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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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将军小院只是南、北、东三面有房,并不是个四合院。小院的门洞与紧挨着它西墙的两间南屋面积相同,也有一间房那么大,煤球、劈柴、蜂窝煤和一些杂物靠墙堆放。迎面的影壁后头,是与门洞垂直的厕所和厨房。三间北房前有一个廊子。西墙毗邻乐和中药铺。药铺的大门原来开在西面的交道口南大街上,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药铺关了张,成了小杂院,南墙上又凿出个小门,自此,我家就从马将军胡同西口路北第一家,变成第二家了。 小院里最好玩的地方是厨房。厨房里用的烧煤球的大灶,高及大人的腰,有两个炉眼,还有一个放水氽子的小炉眼。大灶里面藏着很多土鳖和油葫芦。油葫芦貌似蛐蛐,个头比蛐蛐大。母油葫芦尾巴上长了三根“枪”,又叫“三眼大扎枪”,可“三眼大扎枪”只是个样子货,不会叫。公油葫芦是“二眼大扎枪”,虽然少根“枪”,倒还能出点声音。大灶里还有一种灶火马子,个头虽比蛐蛐小,晚上却叫得很欢。 听说,我家的小院本是老时候一个小官僚娶的法国老婆的产业,母亲接手后的第二年便开始大兴土木。按她的要求,修房工人拆掉了大灶;把北屋的大方砖铺到了院子里;北屋连带走廊改成了花砖地;打通了北屋东边的里间与廊子的隔断,不但扩大了住房面积,还安了西窗,改善了采光;最后,用剩余的木料打了张一米多长、结结实实的小饭桌。 从小,我就很害怕各类蠕来蠕去的软虫子。小院西边的花圃中原来有棵大毛桃树,绿树成荫的时候,尽是淡绿色的“吊死鬼”。后来,母亲找人锯掉了毛桃树,栽上了一棵小苹果,可多年来光开花不结果,后来又改成了迎春花。 我在汇文住校,每个周末回到马将军小院,常常玩得“惊心动魄”。我带着大弟大庆迷路的事情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那天,已在府学胡同幼儿园工作的母亲去小叔叔家“走动走动”了。我闲来无事,便决定带着大弟去北海公园玩一玩。那年我八岁,大弟六岁。刚到北京时,母亲曾带着孩子们去过一次北海。我觉得去北海实在是件很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带着大弟往南走了一站,在宽街上了开往三里河方向的十三路公共汽车,到北海后门下了车,买了门票,开始逛北海。玩了一会儿,我打算回家了,快要出大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公园的大门怎么和来的时候不一样?进门时长驱直入,可出门时怎么加了个转门挡在那里?走出大门后,发现景致与进门时截然不同,我顿时傻了眼。原来,我们进的是后门,出的是前门。刚到北京没多久,我并不知道北海公园还有前、后门之分。 大弟一看我慌了神,一下子就咧嘴要哭,可大弟一哭,别人一定会发现我们是迷路的孩子,要是让“拍花子”的碰上,就大个不妙了。传说“拍花子”的就是用蒙药拐卖儿童的人。我赶快止住大弟,告诉他:别怕,我认识回家的路。大弟相信了,也就不打算哭了。我正暗自着急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辆三轮车,便立即有了主意。我叫住了三轮,询问去马将军胡同要多少钱?我想,为了我和大弟的安全,绝不能让三轮工人看出我们的处境,于是,我假装很熟悉地形似的告诉他,就在宽街过去一站,交通部的对过,还假装是坐三轮的常客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以五毛钱成交。其实,我身上只有一毛钱。 我带着大弟坐上了三轮。那个年代的北京,有着许多小人书店。后圆恩寺东口的小人书店,好像是个过道改建的,又细又长。我在那里看过很多一分钱租一本的小人书,除《红楼梦》、《儒林外史》、《卿斋》和电影故事以外,还看过不少小学上抓国民党特务的小人书,敌情观念挺强。我不认识路,万一拉三轮的是特务冒充的,他把我和大弟拉到没人的地方害了可怎么办?我心里仍然十分紧张。等三轮走到我熟悉的大佛寺了,我才断定我们没有碰到特务,踏实下来后,我突然感到拉三轮的是个非常好心的人。 一到家门口,我跳下三轮,冲进大门就喊:“好婆,快给我五毛钱。” 搬到马将军小院不久,我就学会“掏裆”蹬自行车了。“两航”起义归来时,和母亲那台美国“圣家”缝纫机一起,还带回来一辆英国“菲力普”28锰钢自行车。我才八岁多,当然骑不了那辆男车。我只能双手扶把,右腿从大梁下掏过去,站在脚蹬子上半圈半圈地蹬车。后来,我还能撒把耍上一段,跟杂技演员似的。这比去北海公园好玩多了。我仍带着大弟分享我自学成才的蹬车成果,大弟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带着他在胡同里钻来钻去,玩得不亦乐乎。 胡同里住着一个夏老头子,这是大人们背后对他的称呼。夏老头子有七十多岁了,长着高高的个子,挺着直直的腰板,穿着长长的大褂,留着白白的胡子,是个很有气派的老人。 有一天,我带着大弟在胡同里窜得正欢,只听得底气十足的一声吼:“下来!”迎面而来的夏老头子把我吆喝下来教训了一通:“多悬哪!你摔着他怎么办?”他还跑到母亲那里告了我一状。从此,我蹬车带着大弟走街串巷成为非法行为。 东邻张妈妈一家四口租着的乙十八号王兰玉家的两间小南屋,收拾得很整洁。 张妈妈有两个女儿。姐姐小霜后来学了画画,在工厂设计花布。妹妹小秋会用空鸡蛋壳做挂着的小洋人:张妈妈家吃鸡蛋的时候,小秋就在鸡蛋两头各抠一个小洞,把蛋黄和蛋白吹出来,她在蛋壳上画上大眼睛、红嘴唇,再把棉花用烙铁烫糊了,粘在蛋壳上,做成小洋人电烫的黄头发。做小洋人时,一不留神就会把蛋壳弄碎了,得非常小心。后来我也会做了。 张伯伯又高又胖,爱说笑话。他说,他的肚子叫“皮肚尔”,和法国总统蓬皮杜是哥儿俩。张伯伯不是有钱人,而张妈妈的父亲原来是大同铁路局的局长,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他们就逃跑了。 张妈妈叫严博慈。我爱上她家串门。隔着小院,一听见她在案板上清脆的剁菜声,我就往她家钻。我爱看她干净利索地贴饼子、蒸馒头、做菜团子,我爱跟她聊天,听她讲很多老时候的事情,我还总盼着她请我尝尝她的贴饼子和棒子面菜团于。 母亲和张妈妈是好朋友,我和张妈妈说的任何话,都能传到母亲的耳朵里,于是,有时我对母亲有意见了,就去跟张妈妈说,譬如“昨天我肚子疼了,可我妈非叫我干活”之类的。这样一来,特别见效,母亲往往好几天都不会叫我干活。 离开汇文的那年暑假,我玩开了母亲的“圣家”。 那个年代,老百姓还兴打袼褙,就是用稀浆糊把碎布或旧布一层一层地裱成厚片,用麻绳纳鞋底,做布鞋。母亲没空儿给我们打袼褙做鞋穿,我是学着张妈妈的做法,自己晒了袼褙,给妹妹和小弟用缝纫机做薄底白布凉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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