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59)

五九

　　首先，从军事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斩断敌人的大运兵线、小运兵线和兵站，摧毁日寇的“扫荡”基地。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对于交通的依赖性是极大的。日寇的现代化大军就是靠着铁路、公路源源送往各根据地。展开扫荡，屠杀抗日军民的。到1940年9月，日军已侵占中国领土面积达166万平方公里，在纵的方面，从大青山到广西就有3000公里，在横的方面，从山海关到宜昌就有1500公里。日寇要维持和巩固它的占领区，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一刻也离不开现代化交通条件。单就华北来说，日寇除了采用挖封锁墙、封锁沟等办法，还专门组织了它的“华北交通公司”，确实费尽了心机。刘伯承坦率地指出，日寇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和它的“华北交通公司”的。因为这是它的整个侵华政策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它的生死攸关所在。

　　刘伯承说话向来一针见血：“铁路是日寇活动的生命线，是它扫荡的基地”，“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没有铁路便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公路便没有据点”。“敌寇倘使失去‘朝发夕至’的铁路、公路，凭着它的两只泥足行军作战，运输军实，其困难将不堪想象。”

　　根据刘伯承的主张，抗日军民必须彻底地对敌展开全面的交通斗争，真正做到战斗力与劳动力很好地结合，不断与敌寇进行长期艰苦的交通斗争。一二九师及其所属部队正是遵循这一方针，一面摧毁敌之交通，一面畅通我之交通，自由自在地发扬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迫使日寇处于身体支离、血管破裂、接济断绝的被动地位。

　　从政治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砸烂日寇的“柱子、链子和锁子”，粉碎“囚笼政策”。

　　“囚笼政策”本是德国帝国主义发明的用以统治殖民地人民的极为残酷的反动政策。日寇将其借用过来，用以推行“治安强化”的法西斯统治，企图把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完全禁锢起来，永远作它屠刀下的顺民。为了维护这奴隶统治，日寇强迫占领区的民众修路、护路，驱使它们自己制造“囚笼”，自己禁铜自己，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罪恶野心。刘伯承同志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开展交通斗争与推翻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关系。他指出；从“囚笼政策”的意义上来说，铁路好比柱子，公路好比链子，据点好比锁子。侵略者之所以能推行奴隶统治，完全是借重于交通的维系。我们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和据点，砸烂其“柱子”、“链子”和“锁子”，就能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

　　从经济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切断日寇的大小“血管”，打击其殖民主义的经济命脉。

　　战争史表明，一切侵略者为了维持其军队的补给，必定采用“以战养战”的基本策略，掠夺所在国的财富，以保证战争机器的运转，滋补它国内日趋枯竭的财政经济。日本军国主义正是这样，当他们侵入华北以后，就提出了所谓“自给自足”的口号，加紧矿山、煤铁等军需原料的开发和经营，大肆掠夺中国人民的资源和财富。敌人这一切强盗式的抢劫，都离不开交通条件。“敌人在临时补给线，开始是前送粮弹，后送伤员，最后多是送其掠夺的壮丁、赃物，这是规律。”刘伯承指出：“铁路、公路之于日寇，有如人体上之大小血管，据点则好比淋巴腺。”并告诉我们，开展交通斗争，必须抓住敌人的这些特点和规律。倘使我们到处展开交通斗争，破坏铁路、公路，切断敌之大小“血管”，一方面可以阻止敌人偷送中国人民的财富，使敌人的国内经济日趋消瘦枯朽。另一方面，这些军用品和物资，对于抗战的军事建设、政治建设，又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完全切断敌之大小“血管”，使其无法伸展于中国的乡村，使日寇完全困扼于城市之中，就可以缩短乡村战胜城市的过程，这便是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

　　从文化思想方面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斩断大小“毒水管”、“放毒器”，清除日寇的奴化教育。随着军事侵略的深入，必然是更为疯狂的文化侵略。当日寇侵入华北以后，便在占领区大肆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宣传什么“王道”、“共荣圈”、“共存共荣”等货色，强制灌输日本军国主义的腐朽思想和文化毒品，这都是通过交通线贩运来的。刘伯承比喻说：“铁路好比大毒水管，公路好比小毒水管，据点好比放水口，各种毒水都从那里放出。倘使我们斩断了敌人的交通，便是斩断了它的放毒器。这样，便可以根本断绝一切妖氛毒气的来路，使我们得以自由自在地发扬中华民族抗日民主的文化教育，这又是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当时，日寇极力维护交通、强化交通，而我军则大力破坏敌方铁路、公路。敌人修得快，我们破得更快。例如正太路，当初修的时候，费了5年时间，但在1940年的正太战役中，只消半个月功夫便被八路军一二九师摧毁大半。整个正太路全长249公里，被八路军彻底破坏者，占三分之二以上。在长期的交通斗争中，刘伯承创造性地运用破击战法把主动、积极和经常的实施与隐蔽、周密地组织和准备相结合；把游击队进行的局部破击与全区域性的全民破击相结合；把破坏敌人原有交通与破坏敌人新建交通计划相结合；把破坏交通与阻止敌人修复交通和改造地形相结合；把经常研究敌人强化交通措施和我之对策与对部队和群众进行政治、专业教育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革命军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读者只要概略了解一下刘伯承的交通斗争见解，就会明白美国人和蒋某人搞的那点“交通把戏”，是不够刘伯承“玩”的。

　　当然，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决不会沉湎在对既往战史的回味上。因为，勋章和战功只能记录将军的过去，而个能保证未来。

　　战火仍在燃烧。

　　时间已经是1946年8月。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为配合中原、华东战场作战，打乱蒋介石南进的战略计划，主动出击陇海线。12天内连占砀山、虞城等5座城池，歼敌1.6万余人。国民党统治区朝野震惊。其国防部长何应钦仓忙中急调在陕南、豫西追堵我中原野战军的孙震第五战区的3个整编师东援陇海线，把已准备再次进犯华东解放区的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两支王牌部队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也调往鲁西南战场，策应陇海线作战。此时，我中原、华东野战军所受压力减弱，但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却面临了内战爆发以来蒋军的第一次重兵围攻。鲁西南上空一时战云密布。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