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50)

五〇

　　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还在悼念老“搭档”的文章中深情地说：“我认识伯承，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有一位“二野”的老同志曾经这样描述“刘邓”：刘师长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小平政委在领导作风上的特点是决心果断，干脆，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这两个人，一个慈父，一个严师，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加上作风正派，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给下边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刘邓两位首长虽然一军一政，各有所长，但都不是偏才，而是文武全才；因此他们在军政主作上常常口径一致，一唱一和，相互支持。凡是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都知道，师部的工作，只要邓政委表过态的，假如你去问刘师长时，刘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你去问邓政委时，邓也必定说，“按刘师长讲的办”。

　　当然，在阅历、资望、气质、风格上，刘邓是不尽相同的。一个久历戎行，一个从政多年；一个慈祥可亲，一个严肃可敬；一个深谋远虑，一个果断干练。就拿业余爱好来说，两人也是迥然而异的。刘伯承的业余时间除去译书和练习外语外，多是同部属们闲聊说笑话，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纵贯古今，无所不侃。说出来的笑话令人捧腹，又富有哲理，使人在谈笑中受到启迪，人称“口头娱乐家”。

　　邓小平的业余生活则比较丰富，或是在“梅花”、“方片”、“黑桃”、“红桃”中斗法，或是麻将城中摆方阵，或是捧读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尽管如此，他们却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最佳搭档。正因为他们两个和衷共济，默契配合，情同手足，所以麾下步调一致，号令畅达。不论是开辟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还是日后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都能坚决地，并且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治纲领和军事战略，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邓二人不但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最佳配合，而且在日常的生活里也融洽如一家人了。据说，在1945年平汉战役前夕，刘伯承、邓小平住在涉县赤岸村。那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7岁，取名刘太行，邓小平的儿子两岁了，还没取名，因长得很胖，都叫他“胖胖”。

　　一天工作之余，刘邓两家都在院里休息聊天。邓夫人卓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不行呀！要是长得瘦，就总叫瘦瘦？该取个名了！”邓小平想了一下说：“我们也给他取个‘太行’吧，叫‘邓太行’。”又一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伯承同志，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关系。”邓政委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吧！”刘司令员笑眯眯地答应说：“那好！”

　　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出来，说：“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4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个‘朴方’好不好？”大家听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卓琳拉住胖胖说：“快！快谢谢伯伯。”在一旁玩耍的刘太行看见后，跑上前去，按着胖胖的头向他爸爸行了个礼，引得满院朗朗笑声。从此，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刘邓为什么能成为密不可分的搭档，军政团结的楷模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表白中得到答案。

　　刘伯承说，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我死后，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的个人命运可谓大波迭起，几度浮沉，但他始终未改变初衷，以其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令天下折服。

　　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吴起有一名言：“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孟夫子亦有“夫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议。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在艰难曲折的环境中，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其最大的秘密，也是最公开的秘密就是这“人和”二字。

　　【21.小女儿血洒延河，国军将领被请上宴席，血战之后共饮“汾白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砰、砰、砰、砰”，国共两党又重开战局。

　　谁也闹不清怎么搞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总有得仗打。这不，刚跟日本人打了八年，好不容易鬼子投降了，老百姓刚想过两天安稳日子，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内战。这头一仗，又是刘伯承打头阵。

　　这头一仗叫上党战役，双方备战，拼死搏杀，足足打了个把月。战役的结局是不言自明的，刘伯承又大获全胜。

　　仗打完了。这一天，刘伯承特意安排了一次宴会。宴请的客人十分引人注目，他们是放下武器的国民党第二战区炮兵司令兼援军副指挥胡三余、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四十六师师长郭溶、二十九师参谋长刘源洲、少将参议翟大昌等29位贵客，全是清一色的国军将级军官。

　　宴席上虽然菜不算多，但在八路军的筵桌上也算是丰盛的了。刘伯承首先举杯，笑容可掬地致词：“本军聊备菲酌，替诸位压压惊。大家知道，两军交战本是不得已的事，蒋先生硬是要打，我们也只好奉陪。今天，我们只管吃饭、喝酒、不谈战事了。”

　　“嘿嘿”“嘿嘿”……

　　说是不谈战事，好轻松！

　　可是，这群国军将领惊魂未定，手里端着酒直发颤，鼻子也闻不出是“汾白干”味，还是“TNT”的火药味。脑子里也直闪现那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镜头。

　　上党地区古来就是军事要地，那里地势高，古代文人说是“与天同党”，所以称上党。其地占山西省东南长治地区，自秦汉置郡以来就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它东控太行、西据太岳，1937年秋八路军在这里创建了根据地，即晋冀鲁豫边区。

　　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后不久，盘踞在晋西南的山西军阀（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即受蒋介石之密令开始向我晋东南解放区大举进犯。他借助日伪军的接应，以三个师，两个挺进纵队等部约1.6万余人，在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的指挥下，从临汾、浮山、翼城侵入上党地区。他们一方面以残暴的手段捕捉杀害我地方干部、军烈属、伤员、民兵，使用毒气与我军作战。另一方面组织了维持会、还乡团、特务队，一时间解放区血光冲天，人民流离失所。至8月25日，敌人已占去长子、屯留、长治、壶关、潞城、襄垣等6个县城，还有约2万余援军正气势汹汹地向上党地区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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