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48)

四八

　　伯承同志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过去的事情不用谈它，单以最近五年来说，奉命坚持敌后抗战，遵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党的政策，未尝逾越一步。他对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的口语。

　　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淫烧杀的恶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抓壮了，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考虑保护民食的方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有同志不关心群众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他看到驻村外面的道路被水冲坏，行人把麦田变成了道路，他马上督促把道路修好，麦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在他身上太多了。他不仅率领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流血战斗中，来保护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热爱自己的同志，对干部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其进步。他和同志的谈话时间很多，甚至发现，同志写错了一个字，也要帮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转变和发展的干部，何止万千。

　　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倦的模范，他不仅重视理论的研究，尤其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们向下层、向群众学习。他自己就是这样作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介绍的。”

　　最后，邓小平写道：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难道果真这是他的缺点吗？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健康的关心罢了。”

　　的确，刘伯承对时间是太“势利”了。在抗战五年中一二九师共作战13115次，毙伤日伪军114154人。戎马倥偬，应付战争已经够他忙的了。然而，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更懂得在战争中研究战争的极端重要性，他潜心钻研军事理论，并经常以下面的话来自勉：“勉作布尔什维克，要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中把握当前具体情况实现之，要在危难中发挥顽强性，要在实践中致力学业。”

　　在实践中，刘伯承确实是这样要求自己、鞭策自己的。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频繁、最残酷的一年，刘伯承和邓小平一道，指挥了一系列反“扫荡”的战斗。这一年，也是刘伯承致力学业，在著述上获得大丰收的一年。他连续写出了《在太行军区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指示》、《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关于二月反“扫荡”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怎样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的力量》、《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关于配合晋察冀反“扫荡”和太行区本身反“扫荡”的准备问题》、《在人民武装干部测验大会上的讲话》、们合同战术）译版序言》等等。与此同时，刘伯承还亲自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翻译了苏军的《军队建设》（内务条令），主持了增修《步兵战术概则》一书的工作。

　　在抗战最艰苦、最残酷的时候，也是刘伯承在军事著作和军事翻译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尤其是他在军事理论上的创造，更是引人注目、令敌胆寒。在反“扫荡”作战中，刘伯承提出了“利害变换线”思想，这是他制服日寇作战的要诀和精华之一。

　　所谓“利害变换线”，简单说来就是对于交战双方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关节点。从时间角度而言，就是时机的转换。刘伯承同志通常称为用兵的“火色”、“火候”，从空间角度而言，即指作战地域、地带的转换，或内线、外线，圈内、圈外的转换等等。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刘伯承认为，“利害变换线”不是军事家们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敌我态势的正确反映，在“利害变换线”上所显示的利、害关系是十分清楚、明晰的。在抗日战争中，我处于内线作战，与围攻的敌人之间就存在着一条“利害变换线”。当敌人掌握主动权，有效地控制住这条线（即合击圈）的时候，就处于有利的围歼态势，而我被围攻的一方就有受害的可能。如我能在敌人合击图将拢未拢之前，乘敌之隙，突破敌人弱的一路，跳出圈（线）外，转到外线作战，内外线互相配合，夹击敌人，使敌腹背受敌，即能化险为夷，变害为利。从战术上看，能否把握住“利害变换线”，往往是反“扫荡”作战成败的关键。从战略上看，把握住“利害变换线”是使我军由劣势逐步转换为优势的重要环节。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利害变换线”则是战争力量竞赛的聚焦点。所以，从根本上说，“利害变换线”是由双方的军力、财力决定的，是由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决定的。如抗日战争是中日双方犬牙交错的战争，总的态势是敌强我弱。但日军野蛮而兵力不足，中国正义且土地广大，这就使各个战场的”利害变换线”呈现复杂的状况。刘伯承指出：“敌人规定战略的传统，是‘圆规划法’，就是以某点为中心，用圆规划一个圆圈来掠取的办法。”这样，敌我双方的“利害变换线”，往往是无数合击圈的周边。敌人以“圈”套我，企图逼我就范；而我则以“跳圈”战术，避害趋利，争取主动。如日寇对太行二分区的“扫荡”，在32天中就施展了5次大的“铁环合围阵”，“经常东捕西捕，南田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残酷的战争实践证明“利害变换线”集中地、尖锐地反映了双方的战略意图，战役布势和每一个战术行动的效应。“利害变换线”是利、害两种因素转换的关节。在这条“线”上，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斗争，互相转换。如果战争指导失误，就有可能被敌围歼；若能正确指导战争，便可趋利避害，克敌制胜。可见，“利害变换线”既是战争规律的客观反映，又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生动体现。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总结了日军在“利害变换线”活动的一般规律，指出当日军出动“扫荡”，在未构成合击圈（即“利害变换线”）时，派出兵力不等的两三大股人马，每股都使我们不能各个击破。待收缩到狭小地域，则逐渐分成多数小股，构成合击自，使其能互相策应。通常日军又是以交通线为依托，实施向心合击，企图将我军压到合击圈内。为防止我军遗漏出圈，日军又在一些转移要道上设置兵力，进行封锁，企图赶我入网。在进行较大合击时，日军还派出飞机，进行所谓“立体合击：，并进行烧杀掠抢，其疯狂、残酷空前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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