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43)

四三

　　面对穷凶极恶、野蛮残暴、且又握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本侵略者，刘伯承指挥部队，大力开展游击战，接连不断地取得了胜利。1937年10月19日，一二九师首战阳明堡，刘伯承所部以一个营的兵力，夜袭日军机场，仅用一小时激战，便毙敌百余名，焚毁日军飞机二十四架，使日军空中突击力量一时处于瘫痪。

　　从10月25—28日，刘伯承又指挥部队连续出击，在山西平定县附近的七亘村，连续两次成功伏击日寇辎重队，共击毙敌人四百多名，缴获战马三百多匹。同时，使被围困在榆关以南的国民党第三军千余名官兵得到解救。

　　11月初，刘伯承又指挥七七一团在昔阳附近的黄崖底“重叠待伏”，第一天毙伤日军一三五联队三百多人，缴战马二百余匹。第三天，又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日军二十师团近千人，缴获骡马七百余匹，步枪三百余支。几天后，七七一团再次和兄弟部队一道，设伏于黄崖底附近的广阳、户封地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抗日名将刘伯承的威名也随之传遍海内外。

　　有人问致胜的谋略，有人问克敌的妙法。每当一位名将出现，必然会有诸如此类的轰动效应。当然，如果简单地介绍某次战斗的胜利经过，某次战役的经验，可以令许多记者和传播界人士滔滔不绝。然而，军事专家们却有另外的思路。笔者在采访许多老将军时，常常问到刘伯承的致胜谋略、克敌妙法之类的话题。他们总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三言五语讲不清的！”

　　的确，懂得读诗的人，能品味到好诗的功夫在诗之外。懂得打仗的人，能体味到胜仗的奥秘在战场之外。于是军事研究者们搜寻到了刘伯承的“阵中日记”，洋洋数百万字。其中，早在抗日出征前夕，他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道：“我想看的书：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辩证法，经济学大纲，日本将如何进行战争。”由此可见，刘伯承所思之远，所虑之深。

　　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将进行理论创造的瞄准点，选在当前战争的急需上，直接地为军队作战和教育训练服务。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环境的恶劣，我军的军事教材很不完备。如一二九师部队用的战术教材，是由十八集团军总部颁发的。主要内容是讲游击队动作和预定的战术动作，以及战前、战后检查的战术结论。但是，这类教材，有许多缺陷，讲具体战术动作多，而没有认真抓基本训练，没有系统地进行一般基本原则的战术教育。刘伯承认为，今后应改进教育训练方法，在教完具体战术动作的应用教材之后，“就要有系统的进行基本原则的战术教育。当然，在这里必须抓紧当前战斗需要的重点而融汇贯通之。在基本原则的战术教育上，此时还找不出切合我军本身装备编制的教材，不得已只好找苏联的《步兵战斗条令》、《野战条令》、中国的《步兵操典》、《骑兵操典》、《迫击炮操典》、《战斗纲要》、《阵中要务令》请书作底本。这些底本主要是借它的基本原则，来供我们本身的实际应用。我想，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把这几本书带在身边，先发奋读它一遍。如时间少，嫌多了，又只好找这些书的缩影或摘要的册子来作教材。”

　　为着解决教材的不足，刘伯承在这里又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办法。只要抗日急需，不管是苏联的，国民党的，甚至日本鬼子的，先统统拿来，然后逐步消化，为我所用。因为军事教材、军事知识同一切科学成果一样，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无国界可分。谁学得更多，谁应用得最好，谁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刘伯承认为，“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我们必须经常兢兢业业地根据中央的方针，实事求是，发扬我们的战斗力，尤其是智力。”提高军事智力的重要途径就是学习、教育、训练。为了这一目的，刘伯承千方百计地搜集各国军事教材和条令，或借、或找、或买，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据《一二九师阵中日记》记载，1938年10月15日，邓小平政委到延安开会。刘伯承在发往延安的电报中特别提示：“致小平：请在后方买书：《爆破教范》、《苏联爆破教范》、《火药学》、《新步兵战斗条令》、《野外条令》、《骑兵操典》、《迫击炮操典》、《阵中要务令》、《战斗纲要》。”邓小平对军事教育和翻译工作也十分重视，千方百计购买了许多军事书籍，热情支持刘伯承的工作。

　　当时，讲解苏联步兵战斗条令的小册子有两种，一种是郭化若写的《战术问答》，另一种是李德（就是那位军事顾问，当时正在延安做些军事翻译工作）写的《步兵战术概则》。刘伯承积极向部队推荐这两种比较适用的编译教材。他指示部队，连排干部可先用《战术问答》，一面自学，一面教人，营团干部可先学《步兵战术概则》，同时用《战术问答》教连排干部和部队进行演习、作业。“至于旅、师级干部的研究，除先使用《步兵战斗条令》外，还要使用《野外条令》、《战斗纲要》和《阵中要务令》等。”他再三强调，为着早日争取抗战的胜利，“就要一步进一步地学习技术，以使战术原则的见解一致和各部队的动作协同。各部队在实战经验中锻炼，要紧在抽出战斗时间中的休整时间，或轮班行动，腾出某部的休整时间，来进行教育和加强战斗力。这是要紧的事。长期抗战，日益向胜利方向前进的抗战，如不从军事教育方面着手，要加速军队正规化的进度是不行的。”

　　1938年7月，在刘伯承的倡导下，一二九师部队，自营以上单位，到各级指挥机关系统内，均设立了“军事研究会”。各级政治机关系统内，设“政治文化研究会”。并且，由各级军政首长兼任该级研究会主任，刘伯承亲自担任一二九师“军事研究会”主任。

　　据史料记载，一二九师“军事研究会”，是我军最早成立的军事学术团体之一。各级军事研究会，分设战术组、射击与兵器组、工事与地形组、军队建设组。各研究会是辅助各该行政系统进行教育，以提高军事、政治、文化水平而有社会性质的组织。

　　当时规定军事研究会的职责是：

　　一、研究整理抗战中的经验教训，编审本部队、国内、国外的军事教材；

　　二、预先指示干部自修的题目及其材料，定期召集干部讨论这一题目，以达到教育干部的目的；

　　三、将教育内容提出要点，订出实施教育的方法，召集负责教育的干部开教育准备会。

　　在刘伯承的亲自主持下，“军事研究会”的学术研究活动搞得生气勃勃，很有成效。一二九师的广大指战员，从上至下都结合实战战例，认真总结抗击日寇的经验；各部队结合练兵活动，探讨游击战术；各类外语人材悉心搜集外国军事资料，翻译介绍给部队。“军事研究会”还经常召开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共同切磋军事理论，研究战胜日寇的各种方法。同时还因陋就简，编发各种军事教材和外国军事资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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