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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11.泸顺大暴动,重庆大屠杀,刘伯承困守孤城40天,壮举令国人惊骇。
  泸城失守,总指挥缒城而下,一路上历经万险。
  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讨饭,也要找到党!”】

  1986年12月,笔者随萧克老将军前往四川泸州,参加纪念泸州起义60周年的活动,亲身感受到经过革命风暴洗礼的古城,对当年发生在中国的首起暴动给予了多么深沉的怀念,多么崇高的评价。萧克老将军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史、军史研究颇深,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老人家亲临泸州,察看了古城墙、龙透关等地,累累弹痕,仍印在断壁残垣上。在研究大量史实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萧老深思熟虑地说:泸州起义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说,俄国1905年的2月革命是1917年10月革命的预演的话,那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说得何等好啊!当人们亲临酒香飘溢的泸州,看着古城墙上的累累弹痕,便可搜寻到刘伯承固守泸州的这一段秘史。

  日历倒回到1927年,准确地说是元月20日。刘伯承以川军各路总指挥的身份到达泸州城。

  这时的泸州,虽然外部情形一时显得平静,但泸州城内部却是一种百乱待理的混乱状态。按照原定计划,在起义以后即须主动放弃泸城,迅速通过荣昌、合川地界,到顺庆集中,与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部会合。可是,泸州的几位起义军首领不肯开拔。陈毅以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劝说,竟遭到陈兰亭等人的嘲笑,说什么“洋学生不懂军爷们的事”。后来,又借口联系行军路线问题,让陈毅离开泸州,前往合川一带。

  原来,在泸州方面的部队长官舍不得泸州的金饭碗——“盐款”,不想出发,天天说那每月8万元的“盐款”收入。这样,当顺庆方面军情十万火急的时候,泸州仍按兵不动。12月中旬,刘伯承从顺庆急电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委托陈达三先生前往泸州,代表总指挥鞭策泸州义军北上。陈达三是四川军界颇有名望的人物,曾任熊克武部参谋长,时为省党部监察委员,参与策划四川军事。陈达三到达泸州以后,既以省党部命令,又用军界前辈的身份,力促部队开拔,结果还是调不动。

  在占领泸州以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兰亭部本来素质就差,参加起义时思想很复杂。陈部聘请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暗地里从事破坏活动,挑拨各部之间的关系,极力阻挠和反对到顺庆集中的计划。还怂恿陈部官兵争盐款、争税收,一时闹得乌烟瘴气。陈兰亭本人也“旧病”复发,整天与地方绅士们周旋,四处伸手抓钱、抓粮以肥私。一面暗暗与贵州军阀周西成“吊膀子”,准备拉部队入伙。

  起义军内部存在的问题,使泸州局势更加不稳定,呈现出不应有的混乱状态,顺庆方面也失去了宝贵的援助。顺庆失败以后,又反过来使泸州变得形单影只,独木难支。这些连锁反应,使整个起义计划遭受严重的挫折,沙州起义军面临严峻的考验。

  刘伯承到泸州以后,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全面进行整顿,为改造旧军队作出了艰巨的努力。

  1927年1月24日,泸州城到处张贴着由刘伯承颁发的《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本总指挥奉命整顿本军各路部队,现已到达泸城,从

  事整理一切。除分别呈令外,合行布告,军民一体知照。此布。

  总指挥 刘伯承

  中华民国16年1月24日

  首先,刘伯承考棚附近的原泸县道署建立总指挥部,“以便监督陈袁两部,努力革命工作”。原来的“四、五路联合办事处”即行撤销。泸州全部军、政、财各务,由刘伯承集中统一指挥。“总指挥为融洽各司令起见,定每日午后,在道署内集体办公”,以协凋各部关系,加强起义队伍团结,共同商议泸州大事。并设立精于的办事机关,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以影响整个起义军。总指挥部相当于临时权力机构,军民一体,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刘伯承将旧的衙门彻底改组,消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当时的报纸曾报道说:“泸县各机关右派人员均已撤换,左派在此势力极力扩充。”为整顿泸州治安,建立革命秩序,维护市民的正常生活,“警察局长一职,刘总指挥委张子良充任”。刘伯承还亲自处理不良分子,借以整肃军纪。有一次,女师的学生反映有两名军人在小校场调戏过路的女学生,刘伯承派人查清情况后,立即在小校场公开处决那两名违犯军纪的士兵。

  2月中旬,在校场坝举行的庆祝起义大会上,刘伯承总指挥作重要讲话,庄严宣布总指挥部成立,宣布四、五、六路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坚持革命,“决不挂羊头卖狗肉”。“要搞三民主义,不能不要‘民主主义’,而搞二民主义”。刘总指挥的讲话鼓舞了军心、民心,振奋了士气,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仿佛看到了泸州的希望、四川的希望和革命的前途。

  同时,刘伯承处处以自己竭诚革命、刻苦工作的精神和模范行动教育部属。他身穿朴素的青卡叽制服,拄着木手杖(因腿部受过重伤),到各处察看,了解情况,既不骑马、坐轿,也不带卫兵。他平易近人,对老百姓、对士兵和蔼可亲。这些对起义军有很大的影响。过去,高级军官外出开会都习惯坐轿子,现在纷纷下轿试足,以至于有时候空轿子整整排了一条街。市民们说:“这才像革命军的气象。”

  刘伯承把加强政治工作,向起义官兵灌注进步的革命精神当作整顿泸州的根本大计。在泸州起义以后,中共重庆地委曾以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先后派出张际春、秦少括、彭定述、李文学、王映秋、颜努西等一批政工人员。后来,中共中央又加派了22名党员到沙州附近搞农运工作。刘伯承到泸后,又陆续调来二三十名政工人员,分派各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四、五、六路设政治部或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总指挥部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的公文,须经政工人员共同签署,方为有效。各团指导员负责向官兵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部队阅读和学习进步书刊。每星期作纪念周,宣传国民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鉴于对旧军队各种弊病的深刻认识和加紧改造起义部队的需要,“刘总指挥对陈、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极为注意,除由政治部进行外,本人随时监督”。由于加强了政治工作,振奋了革命精神,起义军和泸州人民又沐浴在浓郁的革命气息中。

  刘伯承到泸视事,号令严明,整顿内部,措置裕如。在两个来月的时间里,就使混乱的沙城面目为之一新。革命的泸州,声威远播,引起川中各界的瞩目。在这一段时间里,泸州像磁铁般吸引着反帝、反军阀的各处力量。附近各州县的许多有志青年,也纷至沓来,慕名投奔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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