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刘伯承(11)

一一

　　【8.谁是中国革命暴动的鼻祖？在许多人看来是个谜。
　　刘伯承参加领导的泸顺起义和南昌起义，
　　给史学家们提供了可信的答案。】

　　“暴动”这个词，是本世纪前期的“舶来品”。自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便震惊了中国朝野：当朝者畏之如虎；在野者趋之若鹜。由此“革命暴动专家”的称号也跟刘伯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军事运动的产物，也是人民武装力量的造化。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军事运动议决案》中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渐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一面要求各省的党组织在北伐将要到达的地区积极组织民众与之配合，迎接北伐军。一面要求各省党组织在这一时期注意军事运动，准备武装暴动的条件和积累武装斗争的经验。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是军阀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各系军阀人枪近20万。四川军阀的向背，是北伐战争能否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策动四川军阀易帜，配合北伐战争，是中共重庆地委（即省委）的一个重要任务。重庆地委就派了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等人到泸州、顺庆、合川等地进行军事调查，掌握四川各派军阀的现状和动态，以便设计军事行动的方案。

　　8月初，刘伯承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是月，中共中央发出《致重庆信》，指明了对四川军阀的态度及工作方针，要求重庆地委派人“插入军中去作政治宣传”，“在旧军队中培种新的力量”。9月初，重庆地委派人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关于组织起义的具体方案和准备工作情况。党中央指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虽然现时一般军人之左倾是投机的，然而，我们却可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在各方面建立起一些基础”。中共中央还就派人加强军事运动、组织左倾军队配合起义和援助饷械等问题，作了具体决定。

　　9月下旬，重庆地委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委党部的名义召集川军部分师、旅长（或其代表）开会，商讨“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事宜。会议决定在泸州、顺庆、合川三地举行起义，推举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并暂定下一至五路起义部队序列。10月，四川军阀杨森出兵侧击武汉，给北伐军造成严重威胁。广东国民政府也考虑到运动四川军阀易帜，是迫在眉睫之事。同月中旬，国民政府召开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经吴玉章提议，委任刘伯承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特派员”，全权处理四川军事问题。1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成立，杨闇公兼任书记，刘伯承、朱德为委员，并确定了起义方案：顺庆方面首先起义，泸州相继响应，随后将部队拉到顺庆，扩建为一个军六个师，出川响应北伐。11月25日，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杨闇公、刘伯承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这次大会是对全川革命力量的一次检阅，是从政治上配合武装起义的一次重大行动。帷幕已经拉开，风暴即将来临。

　　1981年春天，笔者在成都的一个小巷子里，寻访到当年参加泸州暴动的老战士李际权。当时李老先生在成都市政府参事室任职，谈到50年前的这次斗争，八十老人两眼放着光彩，一边茗茶，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

　　翻开中国地图，我们就可看到，泸州，位于四川省南部。沙州城宛如一条巨龙踞伏两江之中。北面的沱江，从“龙脊”逶迤东下。南面的长江，则由“龙腹”奔突而出。古时称为“江雒会”。每当春夏之交，河水倾集，两江夹流，一泻千里。整座城市雾霭茫茫，烟波浩渺，巨龙若浮。沿江两岸山脉绵亘，钟山、南寿山、豸角山陡如天然屏障。只有龙透关一处有道路通往城外，相传这座关为三国时诸葛亮所建，历代兵家将”铁打的泸州”与“生生的重庆”，并列为川中城防的两大险要。加上泸州是川南重镇，物产丰盛，水路交通便利，向来是屯兵的好地方。

　　早在1922年，共产党员恽代英、刘愿安、曾润伯等人就在泸县开展建立共产党的工作，进行革命活动。还在川南师范学校组织进步团体，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在青年学生和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泸州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当万县“九五惨案”发生时，泸县国民党县党部联合工、商、学各界，发起“万案雪耻会”，全县70余法团踊跃参加，同仇敌汽，声讨英帝国主义。当北伐军攻占武汉时，全城召开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到会群众达3万多人。共产党员曾润伯、刘愿安、刘元、王寿昌、陈泽煌、熊太岳、王业鸥等，在泸州的工作相当活跃。

　　1926年下半年，北洋政府委任的“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部的三个旅驻防在这里。赖心辉是四川三台人，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在熊克武部担任军职。讨贼战争期间曾任前敌总指挥。讨贼战败后即向北洋势力投降。当时赖心辉拥有1.4万多人枪，在川中有一定势力。但是，其部队成份复杂，内部极不统一。加上赖心辉与邓锡侯、刘辉等军阀积怨很深，在四川已感到处境不妙。前不久又被刘辉夺去富顺一带防地，便只有龟缩沙州一隅。在这种情况下，赖心辉日益向反动军阀刘湘靠拢，政治上更是听从刘湘的摆布。

　　驻守沙州城的是赖心辉部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原是刘湘所办的“合川传习所”的弟子，此时已成为赖心辉的亲信，也是“刘赖合作”的积极支持者。第十混成旅，驻沱江左岸小市一带。旅长陈兰亭是绿林出身，讨贼战争期间曾在刘伯承指挥下担任营长。第四混成旅（旅长袁品文）驻扎在长江右岸的兰田坝，离泸城5里地。

　　袁品文旅原是熊克武部第二混成旅的老底子。该旅曾在刘伯承指挥下参加民主革命，部分官兵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具有初步的民主思想。袁曾在刘伯承部任连长，更直接受到进步思想和救国救民精神的熏陶。讨贼战败后，袁品文部被赖心辉部收编，在川军派系斗争的倾轧之下，这支“后娘养的”队伍时时感到难以立足，甚至连补给、粮饷都发生困难。下级官兵时感饥寒交迫、难乎为继，在苦闷中寻找着新的出路。在四川军事运动期间，刘伯承认为袁旅工作基础较好，随即中共重庆地委先后派刘孟伉、邓作楷、童庸生三位共产党员前往该旅工作。刘孟伉曾任袁的秘书，常以三民主义思想启发袁的觉悟，开导他跳出旧泥坑，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不久，邓作楷应聘到袁部当政治顾问，负责主持全旅的政治训练工作。有关政治方面的训词和报告，大多是由邓作楷拟稿，袁品文向部下“照本宣科”。因而部队官兵经常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

　　根据整个起义计划和党在泸州的工作情况，以及袁品文部的进步倾向，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以袁部为骨干力量，在泸州组织起义。

　　1926年9月间，共产党员童庸生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泸州军运特派员”名义，携带广州国民政府关于“响应北伐，策动起义”的函件到达泸州，向袁品文转交刘伯承在去广东前写的亲笔信。在信中，刘伯承述说当前时局，嘱袁积极参加革命，听从党的指挥。有关起义具体事宜，由童庸生当面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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