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104)

一〇四

　　林彪看见此信，真是如获至宝。他马上批转给了江青、康生请人，并派出心腹人员佯作“调查”。其实，这件事无须调查，因为，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北京郊区的中央档案馆里，拿出来一看便知。但是，他们却置历史档案于不顾，既不取物证，也不找人证，便将此事说成是贺龙“叛变投敌未遂”，并于7月12日正式上报中共中央。

　　林彪此时心喜若狂。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说：“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十分严重，一定要立案审查。”参加所谓中央日常工作会议的，就是“中央文革”那帮人。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都在座。他们积极支持叶群的提议。到了9月13日，一个被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买其人头的元帅贺龙，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批准“立案审查”了。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这个专案组由康生、叶群亲自掌握。11月8日，康生、叶群主持讨论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康生对专案组的人说：“不要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要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请看，专案审查竟可以不要客观事实，而要服从于他们整垮别人的那种“倾向性”。在六七十年代，被扭曲了的中国，多的是这样的所谓“专案组’：、他们根据操纵者的意志，收集“材料”，网罗“证据”，合我者用，异我者弃，成为那个时代毛骨悚然的莫须有罪名的制造者。

　　贺龙的专案组就是这样。他们不去查阅档案，却忙着从国民党的报刊上复印敌人诬蔑贺龙的消息和报导；他们不去作公正认真的调查，却派人会同各单位的“造反派”，将贺龙的亲友、部属乃至其子女非法关押起来，严刑逼供，强令他们按专案组的意愿提供“罪证”。这样，不知有多少贺龙的亲友、红二方面军和一二〇师的老同志，在西南军区工作过的人，上至大将、上将、中将，下到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轻者被批斗，重者被关押刑讯，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成为当代中国一桩令人胆战心凉的大冤案。

　　1968年，专案组从中央档案馆拿到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就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写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信上说：

　　“去年12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落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说得多么清楚。这个报告给诬陷贺龙“叛变投敌”之说是无情的否决。但是，专案组要按林彪、康生、江青的意图颠倒是非，竟不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把它隐匿起来，写了一份诬陷贺龙“投敌叛变未遂”的所谓调查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对于贺龙，专案组开始不闻不问，后来让他就这件事或那件事写证明材料，到了1968年下半年，他们才加紧了对贺龙的“审查”。因为，Ic月份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他们必须就贺龙问题有个交待，阻止其重新出山。专案组计划了一个同贺龙“面对面的斗争”方案。但是，被康生、江青、陈伯达还有叶群参加的所谓“中央文革碰头会”否定了。他们害怕贺龙“脾气大，怕斗不过”，不跟贺龙面对面，改成“背靠背的斗争”，即由专案组提出问题，让贺龙书面回答。

　　审查者害怕被审查者，你说，真理究竟在谁一边？

　　9月18日，他们终于给贺龙送去了一份“要交待的问题”，其中有：“南昌起义你干了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读过本书上面各章的人，都会明白，这些所谓“问题”，完全是于虚乌有，是故意制造出来的。

　　贺龙把这份东西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他说：“真是活见鬼！那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停了一会，似乎心情稍有所平静。他对薛明说：“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8、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想用毛主席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呀！”

　　他愤怒，他痛苦，一连几天吸烟很多，不停地在室内踱着步。一个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被党所冤屈，这是最令人痛心的。有时，他突然从踱步中坐下来，在笔记本上反反复复地写着两个大字：“冤枉！”

　　但是，不回答问题是不行的，他们代表的是党组织。几天以后，贺龙坐了下来，针对林彪他们的造谣和诬蔑，对历史作了详细的回顾。就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不掩饰、不夸大、实事求是的叙述，让薛明记录下来，作为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的反击。此时，他还想，我写的这些材料或许毛泽东能够看到。

　　可惜，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想。

　　他写的材料是通不过康生把持下的专案组的。他们看了贺龙写的历史回顾，十分害怕。这一点，从现存的贺龙专案组档案中看得非常清楚。这里，只要例举一下康生在专案组上进的有关贺龙问题的材料上的批示，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了。

　　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待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

　　1968年8月21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应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上送。他批示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1968年8月27日，专案组将贺龙写的有关材料作了摘要，并在上送报告上写道：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待）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要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

　　专案组的日子大概也不太好过．看起来，真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康生阅后，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日：“极不老实’”，“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看来，贺龙实事求是的不屈服态度，使他门很难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封锁，“不必传阅，以免干扰”。他们很怕毛泽东看到事情的真相。

　　然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诬告。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他对贺龙不保了。

　　从1968年6月3日起，林彪他们的手伸进了西山，周恩来也管不了了，于是，各种迫害接履而至。贺龙夫妇陷入了困境。

　　“专案组”的人借口有人要来揪斗贺龙，不能被人发现，将整个居室蒙上了黑色窗帘，不许他们再拉开来，使他们整日见不到一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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