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96)

九六

　　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叫叶瑾。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她在南京国民党控制的电台当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时候，又与国民党的一个教官关系暖昧。她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演讲比赛，又为国民党CC派办的壁报供稿。从一个人的生活之路来看，当时，叶群年纪很轻，本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无需向组织隐瞒，讲清楚也就可以了。这些事，当时随平津学生赴南京请愿的薛明都知道。延安整风时，要进行干部审查。薛明出于对叶群的关心，动员她向组织上讲清楚，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关于这件事，薛明是这样说的：

　　“1942年延安整风时，贺龙同志去部队视察工作，林彪也去了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我曾找叶群谈南京的事。她承认在南京讲演，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但我要她自己去向组织上作交待时，她当场耍赖，又哭又闹，满地打滚，说我趁林彪不在，要害她。我觉得问题不好办了，就把她拉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去了。”

　　叶群指的“坏话”，就是这样一件事。

　　薛明听她说什么“既往不咎”，心里有点恼火，但不便发作，便说：“过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薛明对叶群提的问题没有明确表示，叶群甚为不快。

　　过了两天，叶群又来找薛明，对她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这样的情况，你门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就说不清了。”

　　林月琴是罗荣桓元帅的遗漏。

　　罗荣桓和林彪虽然长期共事，但对林彪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常有不同看法。林彪对他亦颇耿耿于怀。林月琴的弟弟并非军统特务，是被人诬陷的一桩冤案，后来被迫害致死了。贺龙和罗荣桓两家同住一院，来往自然密切，可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薛明向她解释说：“文件是总政一位负责同志让我给她看的。”

　　叶群把睑一板，说：“我这是关心你和贺总。”

　　从叶群的谈话来看，她的来访，显然是有目的的。林彪当然知道，对罗瑞卿的揭发批判，必然会触动贺龙。工于心计的林彪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他让叶群前来，便是要放出几个试探性的气球，探一探贺龙的虚实。

　　贺龙是看到这一点的。他预感到叶群的主动登门的不良之兆。他对薛明说：“不能小看了叶群的来访啊！叶群说，以前的事情她不记恨，难道她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不记恨，还会这样念念不忘？”

　　薛明默然。她的心绪很乱，不知道这次会议会出现什么事。

　　贺龙抽了几口烟，说：“叶群来访不是来问好的。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整一整罗长子。我看还有更大的目的呢！’”

　　他翘首向窗外望去，外面是漆黑的夜空。他心守法茫。

　　上海会议开了七天，8月15日结束。这一天，林彪召集了一个军委常委会议，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林彪的“病”已经完全消失，要出来“收拾残局”了。

　　林彪复出，罗瑞卿罢官，自己交权，这一切就象一片浓黑的阴云压在贺龙的心上。他感到了一只不祥之鸟已经向他扑来，但又无法预测，无法设防，心里很为烦躁。他想，最好的办法，是努力工作。毛泽东不久前曾让他去看看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得怎样。这件事还没有做，不如按计划而行。这样也许可以忘掉这次会议带来的种种不快。他让薛明独自返回北京，自己先到广州，放松一下被搞得烦躁不安的心绪，而后，独自去了四川。

　　等他再回到北京，已是1966年春末夏初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通过了标志着这场动乱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林彪发表了大讲“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他危言耸听，蛊惑人心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出一点味道，火药味了。”“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藏更狡猾。“这是一个充满卑劣谣言的讲话。遗憾的是，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会议罢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官。紧接着，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在8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使大多数与会者感到骇然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公开批判了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毛泽东还写信给清华大学“红卫兵”；对其“造及行动”大加赞赏，于是，一场浩劫遍及中华大地。处处抓“牛鬼蛇神”，各地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濒于5民灭，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尽管贺龙的党性很强，对毛泽东、党中央忠贞不二，坚信不疑，但他还是不理解这场由他最崇拜的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的良知使他不能把美好当作邪恶，把光明说成黑暗；不能接受一贯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这种历史的颠倒。

　　当他看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人把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

　　有一天，李井泉、王任重来东交民巷看望贺龙。他把这个意见说出来，征询他们的看法。这两个人表示完全赞成。大字报是从批判刘少奇夫人、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王光美为发端的。他们建议贺龙向正在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问题的周恩来反映一下。贺龙欣然同意，让夫人薛明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

　　“请总理考虑，解决清华的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我们要照顾到团结。”

　　显然，贺龙的意思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在处理王光美问题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了来意。

　　周恩来问道：“这都是谁的意见？”

　　薛明说：“是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

　　“他们是这样说的吗？”

　　“是”。薛明回答。

　　周恩来默默点了点头。

　　薛明回来向贺龙叙述了见到周恩来的情况。贺龙沉思良久。说：“好，能见到就好。”

　　他似乎预感到，他的这种意见也许不会起任何作用，有点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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