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80)

八〇

　　“贺总，我不是看不起院长，主要是我不懂体育。”钟师统反复强调他的理由。

　　“我还不跟你一样？不懂体育，不是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

　　钟师统无话可说了，只得表态：“老总，我看由你亲自任这个院长，我去做具体工作。”

　　“你这个钟师统真罗嗦。那是战争年代，我兼校长。现在情况不同了，用不着那样。你就放心大胆去干。要什么帮手，提出来，我给你调嘛！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一锤定音，钟师统来到北京。

　　1953年11月1日，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门口挂起了一块引人注目的牌子：“中央体育学院”。体育场的看台底下当师生的宿舍，搭几个棚子便是教室。新中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现在听起来，有点好笑，在体育场里办大学？目前在体育学院里读书的学子们，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可这的确是事实。很久以后，贺龙才在北京市政府协助下，在圆明园遗址北面为体育学院选定了新址。

　　这位老总管起事来特别具体，也许是考虑到创业的艰辛吧？他从体育学院的基本建设、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到学生生活都—一过问。一张体育学院基本建设的设计蓝图，他先后审查过好几次。他说：“体育是一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要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诸方面都搞出一套东西来，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而服务。”“中央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在学术上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力争成为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他认为，体育学院应有两种教育形式。他说：“体育院校，一种是长期的，培养师资；一种办短期轮训班，包括训练干部、教练员、运动员。”而中央体育学院，他认为重点是培养高级体育人才，他说：“中央体育学院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体育专业人才，要出运动健将。”这些，就是这位老帅从我国当时的情况出发，提出的关于体育教育的一些方针性的意见。这给初期的体育教育的建立和发展规划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贺龙为中央体育学院向北京市要的土地面积是六十公顷。在他亲自审批的建设规划中，有教学楼、实验室、八座室内体育馆和各类运动场，建筑面积达九万平方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设施比较齐全的了。这所高等学府在先农坛体育场开学时，只有教师十四名，学生五十一人，然而，仅仅六年以后，到1959年，教师队伍已经是三百三十六名，学生增加到了二千六百四十四人，成了名符其实的一个堂堂的高等学府了。

　　在此基础上，贺龙又组建了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亲自批准他们组成考察组，赴苏联考察。

　　贺龙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强调说：“体育科研所也要加强一下，给他们出些题目，让他们去研究。”这位老帅竞亲自出起研究课题来了。1962年，他向体育科学研究所提出：“钉子鞋、乒乓球权，就值得研究。”

　　科研所真的接受了这个课题，连续研制了四批多种类型乒乓球扳，十五种胶皮，七种海棉护品。通过试验、数据分析，找到了适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使用的乒乓球拍，称雄在世界乒坛。

　　体育也是个系统工程，体育场馆就是其中的一项。

　　当时的北京，除了一座1937年建造、设施十分落后的先农坛体育场外，其他什么场馆都没有。偌大的北京城，甚至连一座带看台、有灯光设备、规模大一点的篮球场也难找到。这怎么能适应体育运动的发展呢？体委的领导者十分着急，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比较先进的体育馆。

　　荣高棠、黄中跑遍了北京，在天坛东侧的太阳宫附近找到了一块面积适合的地皮。他俩高兴地向贺龙汇报说：“老总，地皮找到了，但我们体委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怎么办？”

　　贺龙衔着烟斗微微一笑，说：“这事我来想办法。”

　　在他的记忆库里此时出现了一个名字：万里。这个万里，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组织过重庆市的城市建设，现在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找他不正合适吗？

　　他把电话打到了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说，万里副市长不在市里，出差去了。

　　贺龙问明地点，随手挂了一个长途电话。

　　第二天，万里返回了北京，马上去找荣高棠。

　　荣高棠见他这么快就回来，有些诧异，问道：“你不是出差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

　　万里一笑，操着一日浓重的山西口音回答说：“贺老总打长途，让我回来抓体育馆的建设，说你们连地皮都找到了。军令如山倒嘛，我怎么敢耽误，还不立即找你来报到？”

　　荣高棠哈哈大笑，说：“只有贺老总能调得动你这位副市长大人呀！”

　　贺龙又从西南给万里调了个副手。此人叫张一粟，主持修建过轰动巴蜀的重庆人民大会堂。

　　北京市副市长一挂帅，事情好办多了。要钱有钱，要人给人，进展十分迅速。在施工过程中，贺龙经常抽空到工地去，同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交谈。他郑重地说：“这个工程，是体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体育馆，一定要建好喔。中央和北京市许多部门都支待你们的。”这个体育馆建筑面积三万三千平方米。1950年秋大动工，1954年4月，一座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的北京体育馆全面峻工，交付使用。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座体育馆规模不大，设施也不先进，可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成立不久，这样的体育馆，已经是第一流的了。

　　这里，我们仅仅从人到物粗略地勾画了一下贺龙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奠基所作的一小部分“功绩”，并没有涉及这位元帅在体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各类体育竞赛项目的建立和发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推动、运动员的培养等等方面所花费的心血，但已经可以窥见这位元帅在新中国体育事业上所作的开拓性工作。1986年，国家体委专门召开了“贺龙体育思想学术讨论会”，对贺龙在领导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上，一些独创性。开拓性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研究。荣高棠说，我们的元帅是“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21、中国队夺得“斯韦思林杯”，中华振奋。小将们把
　　饭店职工赶制的大蛋糕抬到了贺龙家。贺龙笑了，但还
　　有更多的忧虑：“三大球上不去，我死不瞑目。”】

　　1959年5月的一天,从多特蒙德归来的中国乒乓球队全体教练员、运动员，聚集在灯光灿烂的北京饭店一间大房间里。桌上放着一只被各国乒乓球运动员看成至高无尚的“圣·勃莱德杯”。他们载誉归来，在等待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是，室内却并无洋洋喜气，运动员们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响，空气显得有些沉闷。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中国乒乓球队在多特蒙德第二十五届世界乓乒球锦标赛上，由于实力不够，在团体赛中，没有获得参加决赛的资格。虽然，容国团经过顽强拚搏，战胜世界一流高手，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但是，球队的领队、教练仍感到未完成任务的巨大压力。运动员也一样。因为，中国人历来最重视能体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团体比赛。

　　贺龙来了。

　　“容国团，你为祖国立了功，我感谢你！”一进门，贺龙便亮着他那大嗓门喊道。“同志们，你们这次打得不错嘛！很有成绩，容国团不是捧回了一个奖杯？”

　　他乐呵呵地同大家—一握手，围着桌子饶有兴趣地看起奖杯来。等他坐下来，领队向他汇报比赛情况和所取得的教训，最后说：“贺老总，我们这次没有完成任务，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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