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77)

七七

　　说实话，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贺龙不会没有震动。他的一生都在带兵打仗，现在是大军区司令员，指挥着千军万马。虽然，他知道，最近正在进行机构调整，大区一级要撤消，他的工作也会有所变动，然而，让他去管体育，大概不是他预料之中的。听到这个消息，决不会象有些文章所说的那样，是无动于衷的。我们没有材料说明贺龙当时的心情，但是，他的这个问话里，不是隐藏着潜台词吗？

　　邓小平理解贺龙的意思，他笑着说：“毛主席也赞成，认为你最合适。”

　　听邓小平这么说，他什么也不问了，十分干脆地回答：“好，小平同志，老规矩，中央叫我于，我就干！”

　　电话里传来一阵震耳的大笑声。

　　1952年11月15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经周恩来提名，贺龙被任命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民革中央的蔡廷锴。

　　1953年4月，贺龙来到北京，主持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贺龙知道，他这个体委主任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天地。旧中国的体育运动，不是沙漠，也是一片荒凉的原野。直到1948年，中国人还没有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到过一块奖牌，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单项体育项目上有过建树。水平之低，令人心寒，偌大的一个中国，没有一处象样的体育场馆，没有一支健全的运动队伍。群众体育运动更谈不上。体育人才严重缺乏。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西方人的各种嘲笑，最令中国人伤。办的，是他们给中华民族戴上了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这是侮辱，一种伤害民族感情、难以忍受的侮辱，但却也是某种可悲的事实。要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搞体育，何其难也！贺龙对此深有所知。他在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说：

　　“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育事业更是如此。我们是为了改造旧中国才革命的，不能事现成的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超越世界先进水平。”

　　看来，这位老总有着面对困难的准备，也有顽强拚搏的决心。

　　贺龙到北京主持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体委住在北京西单未英胡同三十三号一座小院子里。全班人马只有荣高棠、黄中率领的从共青团调来的十几名干部，这怎么行呢？

　　贺龙打电话给邓小平，说：“我得向你要人，要钱！”

　　“贺老总，老脾气胆。还没走马上任，就要把兵买马了？”邓小平又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说：“你这个老总，想要人还不容易。战争年代，你能把人家的县太爷挖来打篮球，现在，你当了中央体委主任，要几个人。谁敢不给？钱嘛，你去找薄一波伸手嘛！”

　　“要得！”贺龙畅怀大笑，开始调兵遣将，组建体委领导机关。

　　回到重庆，第一个点的将是张之槐。

　　此人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二〇师“战斗”篮球队队长，跟随贺龙南征北战。现在是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长，一名大权在握的人事干部。1953年，军队正处在酝酿实行军衔制，这对军队干部是颇具吸引力的。张之槐不愿意在授军衔之前转业到地方上去。

　　贺龙知道后，对张之槐说：“体育事业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我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长安街的一个体育场，每天晚上，那里的灯光球场里都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挤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运动，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同志，我们现在要管天下。管天下，各行各业都要去搞嘛！体育，是一条重要的战线，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一行的专家，你不去干，叫谁干？”

　　张之槐说：“在部队工作也一样重要。”

　　贺龙严肃地说：“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去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不光去，还得干好！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张之瑰，听我说，你可别光想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不通，我们来开个支部大会，辩论辩论。你可以讲不去的理由，如果把大家说服了，我也不勉强你；如果你说不服大家，就非去不可。好了，三天后，我听你的回答。”

　　这位老总好厉害。这一夜，张之愧无法入眠。贺龙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他怎么能到支部大会上去申述不去的缘由呢？他是共产党员呀，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嘛！

　　第二天，他就去找贺龙。

　　贺龙问他：“张之槐，想得怎样了？三天还没到呢！”

　　“老总，想通了，我同意去。”张之槐这回很干脆。

　　贺龙听了很高兴。他说：“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你想，洋人都笑我们是‘东亚病夫’啊！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定要摘掉这顶帽子。可是，谁来摘呀2搞体育的人来搞，我们大家来摘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总理、小平推荐我当体委主任，我还真想当这个主任呢！说实后，能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并不那么简单。你想通了，很好嘛，快去北京报到吧！”

　　除了张之瑰，贺龙又调来了正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炮兵团政委的张联华，在东北军区空军某部担任军械处长的朱德宝。他们一个曾经是一二〇师“战斗”篮球队队员，一个是抗日时期，由东北籍干部组成的东北干部篮球队队员。他们三人是一同到未英胡同找荣高棠报到的。张之槐当了体委干部训练司副司长，张联华担任体委国际联络司副司长，朱德宝是体委运动竞赛司副司长。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0月，贺龙携家带口，乘民众轮顺江而下，取道武汉，到北京赴任。

　　和他同行的有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张非垢、张彩珍等人。他们都是西南局的干部。大区撤消以后，被分配到北京去工作的。贺龙是个有心人。他打听了一下，他们都是去中央各部门的，可是，没有一个是去体委的。他想，他们在西南同我共事多年，比较了解，都是一些很有才干的人，应当把他们拦到体委去。于是，在长江轮船上，在火车上，他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攻势”。

　　他首先看中了蔡树藩。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一二九师的政治部主任。在西南，担任中共西南局委员、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长。现在，他要去国务院当内务部副部长。贺龙与他在西南共事五年，很了解他的为人。蔡树藩一直很折服贺龙独特的勉力，觉得与贺龙合作乃人生一大快事，因此，愉快地答应了。他对贺龙说；“老总，光我同意怕不行，你要通过邓政委那一关哟。”

　　贺龙说：“要得！一到北京，我就去找他。”

　　贺龙开了口，邓小平能不同意吗？蔡树藩被委任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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