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64)

六四

　　发展生产，一直是贺龙大力提倡的。1942年12月，毛泽东亲自出马，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作了一番调查，写出了一份历史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毛泽东想听取更多的意见，委托贺龙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以期展开讨论。

　　贺龙在传达发言中说，毛泽东“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我想，他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国家一个响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他在会上说；“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轻视、忽视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他特地表扬了五位对边区发展生产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并大声疾呼：“他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对这样的人应当尊敬他们。”

　　这种表扬，应该说，是很震动人心的。要知道，那可是1942年底。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开展，批判丁玲、王实味闹得知识分子人心惶然，接着来的，又是“抢救失足者”运动，更多的厄运已降临到知识分子头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这位元帅敢于表扬几位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其胆略也够可以的了。

　　但是，发展生产仅口头号召是不行的，要有钱，要资金投入。边区银行因为资金有限，不敢放手发放农业贷款。他们严格规定，农业贷款不论军队、政府还是群众，都必须有一定抵押，没东西抵押，就不能得到贷款，这叫做抵押贷款。边区本来就穷，哪来东西抵押？别说一般农户，就连开展生产运动较早的军队和政府机关，也是一无金银财宝，二无房屋田产，用什么来抵押？因此，银行的大部分资金到不了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上。贺龙认为，银行有银行的道理，不能算错，但是，银行大部分资金应当用于发展生产，这是最根本的。你把钱锁在钱柜里，你银行还有什么作用？生产发展不起来，贸易就无法进行，政府也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这怎么行呢？他去找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同他作彻夜长谈。

　　贺龙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银行的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

　　朱理治说：“老总，我们银行是抵押贷款，没有抵押品，放出去的资金就收不回来，这可麻烦了。”

　　“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来扩大生产，两手空空，拿什么给你做抵押？他用人做抵押，你要吗？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能有钱，有了钱就可以还你，你也有利可收，政府收入也有保证。你把钱放在那里，是死钱，既不利于发展生产，也不利于银行业务的开展，你说对不对？我看，我们改一改，搞信用贷款怎么样？你怕发放了贷款，银行没资金？那好办，我给你从晋西北调。”

　　朱理治终于同意了贺龙的意见。银行从1943年起向生产单位发放信贷。贺龙为了支持银行，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的法市。1943年，边区银行向机关、部队的生产投资比1942年增长了三十八倍；向农民发放的农贷，增长了十多倍，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贺龙在1944年总结1943年财政金融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这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票子，那我们去年，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叫达市。是用边区的一种叫马兰草作原料制造的纸张印刷的，所以，贺龙称之为马兰草票子。

　　在组织生产中，贺龙特别重视边区部队的生产。战争年代，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军队的一举一动，举足轻重。边区部队的生产，不仅能起到带头作用，推动整个地区的生产，而且可以大大减轻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负担，这对于整个财政经济的好转作用很大。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和朱德提出过“屯田政策”，“南泥湾政策”，就是要八路军发展生产，自给自足。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就是根据这个指示，开到荒凉的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的。他们一年内就开荒播种一万二千二百亩，粮食、蔬菜的自给率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贺龙曾亲赴南泥湾考察，并在1942年12月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详细介绍过三五九旅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1942年11月底，他在作整军问题总结时说：“我们要下最大的决心，努力完成明年的生产任务，并争取到1944年，不但不向政府部门要钱，做到吃的粮食、穿的衣服完全达到自给自足，而且还能抽出一部分粮食、副食和钱上交政府。”这个指标是不低的。

　　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展了生产大竞赛。1943年，开荒二十余万亩，占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三万石。南泥湾生产部队做到了粮食自给自足，其他部队也做到了大部自给。边区部队养猪一万余头，羊一万五千只，每人每月可吃三斤肉。你别笑这个数字，这在当时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连毛泽东他们一个月也很难尝到肉味的。他们还建立了十一个纺织厂，年产四十万匹粗布和许多毛毯、毛巾，不仅做到了毛泽东提倡的‘咱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政府和群众。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面积一千万亩，增产细粮十六万石，运销盐和土特产三十万驮（指一头骡子可驮的重量），种棉花十五万亩，织布十万匹，公营和私营的工商业也有了不小的发展。延安的市场上日渐繁荣，人民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抗日根据地虽然又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等待贺龙去解决，但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贺龙理财行吗？事实给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不愧是一个知人善任的领袖。

　　这一年，对贺龙个人来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贺龙来延安不久，由于双方感情长期不合，他的夫人骞先任与他离了婚。贺龙过起了单身生活。热心人到处都有。延安有些人忙着给贺龙当“红娘”。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把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介绍给了贺龙。

　　薛明，河北霸县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她随平津学生请愿团来到南京，要求政府积极抗日，宣传抗日救亡，后来辗转到了江西，经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妇女大学学习。毕业后，到清涧县工作。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县参议员。后来，调任中共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着意培养的妇女干部。

　　194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陪着贺龙来到延安县委。县委书记和薛明接待了他们。

　　高岗向贺龙介绍说：“这位就是薛明同志。”

　　贺龙同薛明握了握手，彼此寒暄之后，贺龙问薛明说：“薛明同志，你认识叶群吗？”

　　“认识呀！”薛明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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