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52)

五二

　　这些“工作组”的人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不在张国焘。他们还散发了一本叫《干部必读》的小册子，攻击毛、周、张、博，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贺龙、任弼时立即发现了他们的活动。任弼时给甘泗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通知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争论；要求政治部门一律不准下发张国焘拿来的小册子。有人将一本《干部必读》送给了贺龙。他看了以后拍案而起：“张国杰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

　　来人说，这是工作组的人带来的。

　　贺龙生气地说：“来者不善啊！”他立刻给二、六军团各师首长打电话，下令说：“把你们收到的《干部必读》统统给我收上来。这是张国杰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

　　贺龙是个从不愿打被动仗的人。对张国焘如此明目张胆地到二、六军团来搞阴谋活动，十分愤慨。他要反击。可是，朱德已经说了，目前主要是做好团结工作，带他们北上。那怎么办呢？他终于想到，张国焘敢于对抗中央、分裂红军，依仗的就是四方面军人多，我为什么不从这里下手呢？他找到张国素，对他说，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损失很大，需要补充，你这个总政委，能不能从四方面军抽两个师给我们？你们人那么多呢！张国焘弄不明白贺龙的真实意图，又无法驳回这种堂而皇之的理由，还想拉拢二、六军团，因此，未置可否。贺龙便经常就此事纠缠他。朱德后来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不多。张国焘对任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二方面军，由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

　　朱德建议，任弼时随总部行动，这样，他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委的双重身分，亲自去做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锺、李卓然等人的工作，也便于同红四方面军其他干部交流思想，了解情况，做团结工作。可是，张国焘却提出要召开两军联席会议，妄图从组织上以多数压少数，迫使红二方面军就范。任罚时看到了这一点，当即表示反对。他说：“你召开联席会议，谁来作报告？如果产生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由谁做？”

　　贺龙支持这一意见，他说：“国焘作报告，我不同意；弼时作报告，你大概也不同意，开什么？怎么开？”

　　这一时期，贺龙处事十分小心谨慎，既要讲团结，又要保持警惕性。1961年，他在谈起这一时期的斗争时说：

　　“朱老总、伯承向我们讲了张国弼搞分裂的事，我们以前并不知道。不过，张国素这个人我还有所了解的。南昌起义前两天，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南昌阻止起义，我还和张国弼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小组，整天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人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子，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子。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

　　贺龙、任弼时等二方面军领导人反对张国森的斗争，加强了朱德这位红军总指挥的发言权。张国焘控制不了二、六军团，也没了章法。在大家的努力下，张国焘被迫放弃了他的主张，同意北上。

　　于是，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贺龙在二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上动员说：“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真的中央是毛主席领导的，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正的中央，与一方面军会合。”

　　川西高原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从甘孜到甘南，要经过漫长的、没有道路、渺无人烟的大草地。这种草地一望无际，布满沼泽，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刚刚是万里晴空，刹那间彤云密布；一忽儿大雨倾盆，一忽儿又风雪交加。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每走一步都要克服极大的困难。经过草地的原红二方面军骑兵通讯排排长、老红军吴先举回忆说：

　　“草地，那一望无际的草地，绿茫茫地伸向天边。在草地上啊，许多同志由于长期饥寒交迫，耗尽了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走着走着，忽然身子一歪就倒在地上牺牲了。人马在稀糊糊的烂泥草墩上走，就象手指弹豆腐一样，周围几十步的地面，全部颤抖地动弹起来。有时，人马一脚踩空，陷进泥潭里，如果不敢快救出来，就会越陷越深，被黑乎乎的泥浆恶水吞没进去。不少同志就这样牺牲了，有的只露出一只胳膊伸在水草外面；有的只剩下半个头和一顶缀着红星的帽子。贺老总看着牺牲在草地上的战士，心里十分难过。他伤心地急促地叫我：‘吴仅，吴讨，骑传排长！’我赶紧挣扎着跑到他身边。他说：‘再给各师申述一下命令，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况下，决不要丢掉一个伤员，活着的同志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抢救，这是阶级兄弟啊！’”

　　最严重的是粮食。从甘孜出发时，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筹措到七、八天的粮食，沿途荒无人烟，又无法补充粮食。开始每人每天分到三两青棵粉，后来就断了粮，只能杀牲口，挖野菜，啃羊骨，煮皮带来充饥。自然环境如此艰难，红军能否走出草地；贺龙作为总指挥责任重大。他把自己骑的马拿出来，专门驮伤病员；他组织大家挖野菜；为了防止中毒，亲自遍尝百草；见到小河，他就去钓鱼。他说：“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要抓来吃。不好吃也得吃，要革命就得吃。”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下令将那匹一直跟随他征战的枣红马杀掉，把马肉分给战士们充饥，以维持生命。老马夫看见枣红马被杀，难过得掉了泪。贺龙安慰他说：“不要哭了。我不到十岁就放马，十来岁就出去赶马帮。人对马亲，马对人亲。我们爱马，马也爱我们。可是，我们和马都为革命。我们常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不惜牺性自己的生命，现在，为了革命，难道还舍不得一匹马？”

　　在草地里走了二十来天，终于看见了一座座村庄，一片片田地；看见了地里的牛羊，屋上的炊烟。他们战胜了死亡，走出了草地，到达岷山县的哈达铺。

　　8月9日，与总部一起行动的任弼时从救济寺给贺龙、肖克、关向应、甘汹淇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进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锺）、李（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已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领导。”“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辅时面谈决定。”

　　收到这封信，贺龙立即召开会议，明确表示赞成任弼时的意见。8月16日，他们致电任弼时说：“在救济寺留的信，我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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