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16)

一六

　　1923年6月，孙中山委任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并训令说：“仰该总司令等迅率所部，扫清残寇，奠定川局，然后会师东下，申讨国贼”。贺龙和汤子模旅奉命围攻杨森占据的重庆。在浮图关展开了激战。贺龙身先士卒，打得十分激烈。据当时报纸报导说此次战斗“尸伏十里，缴械如山”。杨森本人脱身逃走。此战，受到了孙中山大元帅的通电嘉奖。功勋卓著的贺龙，次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

　　这时，有人告诉他说：“你随石青阳入川后，陈渠珍打电报给赵恒惕说，贺龙叛变了。”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说：“不错啊，我由民军叛到讨贼军，湘西王容不下我。我叛到四川，服从孙大元帅的指挥。孙大元帅要我身兼两个旅长。”追随孙中山的自豪，对孙中山亲自委任的喜悦，溢于言表。

　　但是，讨贼军中有些将领是口头革命，心怀鬼胎，待到刘湘、杨森、袁祖铭、邓锡侯在吴佩孚支持下大举反攻时，一个个露出了真面目。重庆失守后，贺龙率部退往川北，在安岳、乐至到淮口一线，与杨森对垒，但因得不到援助，只得退往成都，准备与依附北洋军阀的川军背城一战。哪知，新上任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赖心辉公开通电倒向吴佩孚，当了四川省长。讨贼军不战自溃。气得熊克武电呈孙中山自动解职。讨贼军被迫退出四川，孙中山发动的讨贼之战就此失败。

　　贺龙只得率部退往贵州。这时，在涪陵袭击贺龙的周西成投靠了黔军袁祖铭，对贺龙层层阻截，不准其入黔。周西成纠集王家烈等四个旅的兵力，在贵州赤水的皇汤，进行严密封锁，并宣称要“活捉贺龙，活捉湖南佬！”贺龙在汤子模帮助下，实行重点突击，突破了赤水封锁线，进入铜仁，使周西成的企图落空。

　　三年援川，大小战斗数百次，功败垂成，这使贺龙百感交集。他在回湘通电中说：

　　“这三年中，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者，不知凡已。而故乡同胞子弟，罗锋搞，丧原野者，亦不下数千人！”

　　真有点追溯往事，不堪回首的凄凉昧。然而，当1924年9月，孙中山乘直奉战争之机，兴师北伐，任命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假道湘西，向北进军时，贺龙又挺身而起，率部担任建国联军前部先锋，率先通电入湘北伐。贺龙对于孙中山，可谓“忠”矣！

　　还有一件事，亦可为此明鉴。

　　1922年8月，粤军头目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避难上海。年仅28岁的贺龙，既感震惊，又为之担心。他感到，孙中山目前处境困难，须要革命者的支持，一切真心追随孙中山的军人，皆应表明心迹，不能自怀鬼胎，坐视待变。他亲笔修书一封，向孙中山表示，尽管自己取微力薄，又远在边徼，但为了革命事业，定将竭尽全力支持先生。他派周参谋持信赴沪面呈。

　　孙中山对此甚为欣慰。12月，给贺龙回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云卿先生鉴：周参谋持来大札，惫悉一是。边微火成，艰
　　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为干诚之寄，当勉望
　　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战，过来以各将领互开诚相，共企新图，遂有
　　开发实业计划，前各有书来陈说，文曾力赞其成，不独为弹
　　息内争，昭苏民困之要图，而给养有恃，简练益精，一俟会
　　讨有期，建瓴而下，且可以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阁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驻桂之张、
　　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道。切望袜
　　厉待时，共勘大难。此复。即询，戍绥。

　　＊＊＊

　　自此，贺龙与广州军政府常有书信往来。广州政府曾派议员杨宝安、袁荷生来贺龙所部视察。

　　四川讨贼失败之后，许多事情引起了贺龙的反思。他感到孙中山的主张深得人心，自己拥护孙中山，千里征战，完全没有错，但为什么归于失败呢？他想，讨贼军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各谋私利。而我，又不得不受制于他们，政治上是被他们牵着走的。我为什么不直接与广州政府取得联系呢？如果能取得联系，就可以摆脱这些人的牵制，直接听命于孙中山。

　　一个细雨漾漾的夜晚，他来到参谋刘达伍的居室，请他代表自己去广州面见孙中山，面呈贺龙的主张。

　　刘达伍，原为黔军袁祖铭帐前参军，1920年，同贺龙相识。因钦佩其为人，脱离黔军，来贺龙处担任参谋，成了贺龙的好朋友。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一师一团团长，后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1928年在石门县遭国民党军袭击，身负重伤，返回了云南老家。关于这件事，在五十年代，刘达伍有一段回忆，生动地反映出贺龙那时的内心世界和追随孙中山的心情。笔者在这里引述一段。

　　刘达伍回忆说：

　　这天晚上他一进来，我就觉得有什么公事要谈。说了几句闲话之后，他果然就提出问题来了。

　　“达伍兄，”贺龙将军今天对我的称呼很客气。“我们相交几年了，你对我贺龙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告诉他：“我在军队里干了二十来年了，要是我愿意跟着袁祖铭或者杨来问，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不愿跟他们，千里迢迢来投奔你，这就是对你的看法。”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得对。满清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于是，贺龙将军和我谈到方向问题。他说：“从全国来看，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是最有希望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深得人心，拥护孙中山和南方政府，是我们的正确方向。但是，我们和广州没有直接联系。这些年，在政治上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我们应该直接和广东联系。”谈到后来，贺龙将军提出，要我当他的代表到广州去。

　　第二天，我便带着贺龙将军致孙中山大元帅的专函出发了。我到广州的时间大约是十月二十日左右。第三天，我便在大元帅府会见了参谋长李烈钧。李烈钧在四川时听说过贺龙将军的名字，他表示非常钦佩贺龙将军的革命热情，带来的信，他负责亲自交给孙大元帅。几天以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好在广州等下去。这样，直到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我才返回部队。

　　孙中山的逝世，对贺龙冲击不小。那时，他已率部返湘，驻扎津市、澧州。他下令驻澧部队停操一月，降半旗三天，自己还戴孝一年半，以示哀悼。他每天都阅读报纸，收集政治军事动态，注视着孙中山逝世后对时局带来的影响。他有一种预感，孙中山逝世后，原来他依靠的南方军阀，可能产生某种变化；广州政府中的权势人物也难于抛开一己之私利。这一点，在四川讨贼中他已深有体会。贺龙忧心忡忡，严令全师加强战备，静观待变，并派出人员去广东、长沙等地了解各方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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