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115)

一一五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

　　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1月28日下午5时，徐帅陪同林彪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双手接过毛泽东的批示，激动地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毛泽东淡然一笑，用右手在林彪面前来回摆动了几下，示意“可以走了”，又像是不同意那几个“万万岁”。徐向前在回家的路上仍在想，林彪接受了他的建议，搞了这八条，也是有他的打算的。他是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队大乱特乱，他是无法向毛泽东交帐的。

　　1967年1月28日，“八条”作为中央军委命令下达全军，命令反复强调“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在动乱的年代，有了这“八条命令”，对稳定军队，反对地方不断升级的武斗，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江青一伙一心想搞掉“八条命令”，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军队的混乱局面仍然没能根除。但毛泽东和老帅们始终都在维护这“八条命令”，把它视为稳定军队的一道重要防线。在所谓的“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泽东仍然在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这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中国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境地。2月初，中央为了及时处理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出现的重大问题，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在2月8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主持会议，坐在长方形会议桌的头上，他的右侧，坐着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同志；他的左侧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这是一种自发的，没有人事先标明坐位的自然组合。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上来，就是“两军对阵”的架势。

　　2月11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围绕稳定局势问题爆发了一场争论。

　　叶帅冲着坐在他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帅的话音刚落，早已憋不住的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这个支柱，我就不干了！”

　　聂帅接着质问：“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打倒老子，迫害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老帅们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使坐在他们对面的康生等人张口结舌，怀恨在心。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来到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当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他们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同志时，张春桥阴阳怪气，以要和群众组织商量为由，当场拒绝了谭震林的要求，一场更严重的冲突爆发了。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反复核对会议记录，风风火火地跑到钓鱼台向江青禀报，江青一听大耍泼妇淫威，恶狠狠地说：

　　“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总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江青一边说一边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张条子，请他务必在16日晚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

　　2月18日上午，江青亲自出马，带着王力来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林彪听后摇摇头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在江青的煽动下，毛泽东于2月18日深夜至19日黎明亲自主持碰头会。会议宣布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接受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

　　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事件的表态，江青一伙大有翻身之感，一时得意忘形。他们把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之举诬为“二月逆流”，徐向前则成了“二月逆流”的干将之一。从2月下旬到3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一伙以开“政治局生活会”为名，大整革命老干部。他们攻击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同志“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在会上，康生气急败坏地叫：“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谢富治也在一旁帮腔：

　　“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徐帅义正辞严地说：“我出生入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错误也犯了不少，但是我是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问心无愧！”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徐向前被迫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检查；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