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77)

七七

　　（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

　　（二）向冀中学习，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紧急动员令，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1938年11月中旬，侵华日军已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由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开始实施“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作战方针，对冀南平原开始了第一次“扫荡”。日军集中组建不久的独立第三混成旅、一一四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约3700多人，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对冀南根据地中心南宫县城实施合围。徐向前首先指挥部队掩护专署，县区机关干部转移，主力化整为零，转入乡村与敌开展平原游击战。徐向前和他的指挥部转战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日军情报机关发现后天天叫嚷“消灭八路军，活捉徐向前”！可就是捕不到踪影。“人山”保护着徐向前和他的部队，“人山”阻挡着侵略军的行动。历时16天的反“扫荡”斗争，军民配合作战28次，共歼敌600余人。最后敌人狼狈地退回各自老巢。敌人“扫荡”占去的大部分县城，又回到了八路军与人民政权的手中。

　　日军经过一段喘息之后，1939年1月7日又对冀南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扫荡”。日军集中第十师团主力及第一一〇、十四、二十七、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分11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矛头直指冀南抗日根据地。狡猾的日军针对八路军、游击队在平原作战的特点，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向冀南中心区合围，企图将八路军消灭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控制平原地区。形势十分严峻。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正在南宫。他们共同研究，针对日伪夹击的严重形势和平原地便于敌人快速行动的特点，提出了“先溃后收拾”的作战方针，即主动让出一些主要县城和据点，把敌人放进来，拖着敌人在大平原上转圈子，经过一段时间后，将敌人拖得差不多了，再转入反攻，一步一步地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等五个主要战斗集团，分散到各游击区，同地方武装结合在一起，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寻机歼敌。

　　反“扫荡”战斗打响了。在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共同指挥下，八路军先以一部兵力阻击和伏击进犯之敌，迟滞敌推进速度，拉开与敌决战的架式。与此同时，另一部兵力对宁晋、广平、肥乡、高唐之敌进行突然袭击，狠狠打击了敌人的进攻势头。从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在八路军、游击队的伏击中惊魂丧胆，伤亡过百，三天只前进二十公里；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遭到八路军、游击队的阻击、伏击数次，半个月未能接近县城。曲因日军步骑兵100余人进占安寨，被全部歼灭；进占大杨庄的日军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就有200多人亡命黄泉。当敌人主力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县城后，八路军立即转移到敌人侧后，津浦、平汉铁路被八路军破坏，炸火车、断桥梁，交通被迫中断；德州至临清的水上交通也成了八路军的打击目标，日军汽船被击沉，30名敌人丧身鱼腹；陈赓、王新亭第三八六旅在威县香城固一带设伏，“引蛇出洞”，2月1日，敌人进入了“口袋”，经八小时的激战，歼灭200多敌人，缴获汽车9辆，战炮4门。日军吃了大亏后，更加疯狂，第二天上午，出动飞机2架，掩护70余辆汽车，载敌2000余人，对八路军进行大举反扑。陈赓、王新亭已率部安全转移了。

　　敌人在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进行“穿梭式”的“扫荡”，反复拉过来再拉过去。面对这一情况，八路军主力继续留在这里目标大，不利于“保存自己、歼灭敌人”，便主动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湛县一带。而在冀南中心地区留下许多游击小组，打一枪换个地方，与敌人巧战周旋。3月间，太行山区战况吃紧，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一部昼夜兼程，火速回去。冀南反“扫荡”的重担全部落到徐向前的肩上，他看准时机，带一部兵力重新杀回南宫、威县、清河地区，继续坚持战斗。

　　春去夏来。冀南大地麦穗香，迎来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经400多次的大小战斗，共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徐向前望着那翻滚的麦浪，更深深感到：平原的“人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老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总结这段战斗历程时，这样写道：

　　冀南的平原游击战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它不是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临近敌人重要交通命脉的平原地区，坚持下来的。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可是，五个月的反“扫荡”经验证明，我们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逼得日军走投无路，不得不返回老巢去。

　　这是因为，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它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山”的基础上，坚持下来的。冀南平原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八百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依靠力量。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由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由于我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八路军的模范作用，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极端野蛮的政策，激起人民无比的愤恨，因而短时间内，冀南的群众便迅速发动起来，形成了真正的“人山”。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迅猛扩展。仅南宫县的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即拥有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军的办法。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既限制了日军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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