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59)

五九

　　1934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日益展开。开始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红军向哪里发展。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整天忙于指挥作战，中央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未得参加。对于和中央红军相会，徐向前从内心是高兴的。但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他却没有思想准备。开始，张国焘向中央争兵权，继之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徐向前和张国焘相处几年，只觉得这位老资格的领导人难处，却没看透他野心勃勃的本质。每次传达中央的会议情况，张国焘说一些好听的话，又半阴半阳讲几句不好听的话。因为他阴阳怪气惯了，许多人出于对领导的尊重，有的话放在心里，有的话一听就过去了。一些议论中央是非的话，在会议上和谈话中，传进徐向前耳朵里。什么“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什么“遵义会议是不是合法”，什么“四方面军军阀土匪作风”等等，徐向前甚感刺耳。他组织纪律观念强，一向反对不负责任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他常说“共产党员有话讲在面上，不准背后乱说乱道”。7月2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对四方面军工作的认识。徐向前只参加了一天，第二天便率领部队北上，准备攻打松潘。事后，当张国焘说到芦花会议的争论，散布对中央领导的不满。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不管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住在这里挨饿，得赶快步。”

　　徐向前拥护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正确方针。1935年8月，中央终于说服了张国焘，红军分左路军和右路军北上。徐向前和陈昌浩、叶剑英率右路军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行动，向巴西地区开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左路军行动，向阿坝地区开进。曲折的历史也从此激烈展开。

　　从8月22日起，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在茫茫草地里行军，没有粮食，红军战士天天以野菜为主食，许多人病了。许多人吃黄麻菜，嘴都肿得说不成话。徐向前听说周恩来患疟疾不能起床，特地带了一块牛肉去看望。一次和毛泽东见面时，还把自己的烟袋送到毛泽东手上说：“抽抽我这老叶子吧，挺好呢！”毛泽东说：“我这几天伤风，戒烟了。”说着还是接过烟袋看着直咳嗽。徐向前知道毛泽东烟瘾大，真想为他搞一些纸烟，可是，荒凉的草原上，牛屎房里除了酥油茶味，哪里能见着纸烟啊。

　　这是军事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同自然界的殊死搏斗。

　　茫茫荒野，神秘无情，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上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红军战士冻得瑟瑟发抖，彻夜难眠。黑色的泥池，被深草覆盖着，一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里面，就被吞没了。水塘不少，却大多含有毒汁，战士们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红军指战员充饥的食物。战士体力消耗太大，部队减员多，为减少死亡的发生，徐向前和指挥部的同志想了些办法，令前锋部队在沿途标上安全路标，指示道路；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能吃的再通知下去，严禁个人随地挖了吃。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给伤病员，必要时宰杀食用。夜间组织联欢会，点起篝火，让大家围在一起，边活跃情绪，边取暖御寒。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团结友爱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这些日子里，徐向前常常见到毛泽东，有时行军路上，有时是中央开会。徐向前铭记在8月20日毛儿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就红军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要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讨论中，徐向前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列举了一些理由。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徐向前的发言，显然十分高兴。

　　在张国焘闹着要向南，向黄河以西走的情况下，徐向前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是难得的。就在这次会议后，徐向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了包座战。

　　包座，是四川省松潘县北的重镇，是红军越过茫茫水草地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它分为上下两个包座。上包座处于群山之中，四周尽是原始森林。胡宗南四十九师依山靠水驻守要地，另派四十七师正向包座前进，企图把刚刚走出绝境草地的红军，一举歼灭。在毛泽东亲自决策、徐向前直接指挥下，红军于8月29日发起攻击，经三天激战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特别是使红军获得了大批粮食、牛羊和军用物品。这次战斗，比起徐向前在大别山区、在大巴山指挥的那些战役，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小仗，可是，它是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是红军越过茫茫草地、以野菜为食的战士拚杀得来的。毛泽东十分满意徐向前的指挥才能，如果说以前是从报告中知道徐向前，现在亲自看到了徐向前不愧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徐向前对包座之战，在《历史的回顾》中写下这样的话：

　　“包座战斗，我三十军立了大功，四军打得也不错。”“我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赋予的打开北进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个师的重大战果，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北进的道路打开了。全军将士无不欢快。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已经过来，那种吃野菜、煮皮带度生的艰苦日子，在大家心目中，不会重返了。徐向前和许多战士一样，开了笑脸，计谋着新的行程。就在这个时候，左路军中的张国焘突然变卦，他率兵出阿坝不远，借口葛曲河水大、粮食困难，妄图改变北进的路线。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发电报给朱德、张国焘，提出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红军按原定的计划向甘南发展。右路军正准备派部队送马匹、牦牛和粮食去阿坝地区。9月3日，张国焘又给徐向前、陈昌浩发电并转中央，说什么上游侦察七十里，不能架桥，不能徒涉过河，部队的粮食只能吃三天，电台已经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决定明晨分三天全部返回阿坝……

　　从和中央红军会合，徐向前的心情一直处在惊喜、忧虑、矛盾的状态中。他驾驭战争的变化，指挥各种条件下的战役、战斗，不说处处得心应手，多是牵着敌人鼻子走；可是，党内上层的路线之争，使他感到被动苦闷，有时难辨正确与否。他在过草地前，一天夜晚曾坦率地向政治委员陈昌浩说“我这个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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