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56)

五六

　　张琴秋说：“我没办法，婚姻自由嘛！”

　　徐向前瞪起双眼：“没办法？你那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情说爱，不准男同志去团里乱串，不准结婚，不准……”

　　总指挥接连说出几个“不准”，“不怕天不怕地”的张琴秋却与他论起理来。她说：革命包括妇女彻底解放，女人最大的追求是婚姻自由，不准结婚可以说，不准谈情说爱不妥。徐总说：军人与老百姓、与地方工作的妇女不同，硬是没那么多的自由。从严治军，才有战斗力。张琴秋提出：士兵不准结婚；干部结婚可加年龄限制，大龄的可以，年小的不可以。徐总说：团内一律都不准结婚，凡要求结婚的，调出妇女团……

　　张琴秋折服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更敬佩他的品德。他没有打骂人的军阀习气，不贪吃贪喝，不近女色，唯一的嗜好，是端起小烟袋锅抽几口老烟丝。烟丝买不到，宁愿抽干树叶，也不准警卫员随便去找老乡的烟叶。军队中，干部打骂下级的现象，一度成风。有位高级干部，在电话里被下属误骂了一句，那位首长气急败坏，骑上马跑出几里路去，找到那个误骂他的干部，骂了几句，打了几个耳光，这才又骑马返回。有的干部追求女同志，不择手段，发生种种丢丑的事。张琴秋常说：“各级干部，要向总指挥学习。有人说总指挥是‘怪人’，大家都像他那样‘怪’就好哩！”

　　徐向前怪，怪在一心放在红军建设上。他总是那个“怪”模样，很少笑脸，很少说话，行军累了，坐下来拿本书看看，休息好了，继续走；驻下来，先看地图，后看地形。川北许许多多的山头，都有他的足迹。也许正是这位古怪的总指挥，才培养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

　　徐向前有一次向笔者说：“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才是见鬼的事呢！”

　　〖22.西渡嘉陵江，血战剑门关。徐向前与彭德怀笑会维古河畔。茫茫草原上，毛泽东主持典礼〗

　　春风吹绿了川北群山。1935年早春3月，徐向前率红军扫平了嘉陵江上游沿岸白军，开始了渡江西征的准备。江水滚滚，奔流在群山峡谷之中。对岸敌军共约53个团，还有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师独立旅。他们凭借江防，阻止红军西渡。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奉命出兵过江。

　　渡江没船，沿岸大小船只，全部被敌人掠走。为了寻找有利的过江起渡点，徐向前带领参谋和工兵营的干部，沿着江岸一步步探测，走了上百里路，翻过数不尽的山头，最后选定在苍溪与阆中两县之间的塔子山下，作为渡口。这里背后有平坝可集结部队，方圆二十多里处森林茂密，可作为造船场。在徐向前亲自指挥下，一所造船工厂很快在丛山密林中开工了。没有高大的烟囱，没有机器马达的喧嚣，有的只是铁器撞击、砍伐锯截树木的声音：造船需要大铁钉，战士和工人们用收集来的废铁，用原始的方法在地上挖坑造炉熔铁，自己制造各式的铁钉。船造好了，采取人抬马拖陆地行舟，把七十多只船，秘密运至渡口附近。

　　徐向前根据敌人的设防和地形，采取偷渡与强攻结合，多路突击，重点突破。1935年3月28日夜，一举突破嘉陵江，席卷两岸守敌。乘胜前进，控制了嘉陵江与涪江之间的大片地区。4月2日，先头部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剑门关位于横亘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扼控川陕大道，‘插翅难渡’，是邓锡侯部江防部署的支撑点。敌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三个团，依托险要地势及预构的集团工事防守。王树声在前面指挥，要求动用方面军总部的迫击炮营，摧毁敌阵地，我们同意。十一时许，部队发起攻击。我军在迫击炮和机枪的掩护下，前仆后继，猛烈向敌阵地突击，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经半天激战，全歼守敌三个团，拿下了剑门关。

　　剑门关向来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而著称。三国时姜维就守过那个地方。战后，我去剑门关一看，真是个奇怪的地形。你从北面来的话，它是个高山，一壁千仞，险恶万分。

　　你从南面来的话，它是坡地。南攻容易北攻难。”

　　足智多谋，善于选择突击方向的徐向前，正是抓住了敌人这个弱点，又一举成功，创造了方面军战争史上又一奇观。至此，战史上称为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告捷。红军在二十四天内，连克阆中、南部、昭化、钊阁、平武、北川等九座城，歼敌万余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三百里的广大区域。

　　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险境中，历经千难万险，行程万余里，突破乌江，两占遵义，四渡赤水，跨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向川西行进。徐向前每天都从电讯中、敌人的行踪上，得到些中央红军征战的消息。他时时关心着中央红军的行动，渴望着与党中央领导人相会。这几年，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中，有不少胜利的欢乐，也有许多难言之苦，他身为总指挥，打仗、带兵要他决策，可是一遇到重大的决策，上头有个张国焘主席，身边有个陈昌浩政委。他们是党的化身，他们一个有军政大权，一个有军事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讲，要服从他们，可是张国焘军事上爱瞎出点子，陈昌浩又一味服从这位张主席。在鄂豫皖根据地，四次反“围剿”失败，在向四川转移的路上，在川北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中，徐向前一些可行的作战方案，被他们闹得不能全部实现。特别是在红军中大“肃反”，杀掉了他的许多好同志，包括他的妻子；更使他不能理解的是，方面军全部脱离川陕根据地，既没让他参加议论，更无人正式告诉他一个“为什么？”

　　陷入苦闷中的徐向前，希望很快会见党中央领导人。他不打官司不告状，要求中央把他调出红四方面军。他深感个人能力有限，难以领导好这支红军。可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又在哪里呢？何时才得相会？

　　1935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江油县附近一个村庄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为摆脱敌人南北夹击，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军主力向川西北发展，在川康边地区创造根据地。

　　于是，徐向前率先头部队，向西北川、茂县一带进发。

　　红军进入了山区。这里杂居着藏、汉、羌、回民族。多数村寨属藏民族。青稞粉和酥油混合成的糌粑、发酵的酸马奶以及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也是红军每顿要吃的食物。干部们说：

　　“大别山里穷，还吃得上大米；大巴山前苦，还喝得上红苕白米粥；这里一不见米，二不见面，又腥又膻的糌粑，实在难咽！有的战士硬是饿着不吃糌粑。徐向前就带头吃这些东西。他还风趣地说：“为革命吃糌粑，谁不爱吃糌粑，谁就不想革命到底。”“革命到底”，是红军的一个共同口号，大家常常挂到嘴边，也是表示决心的口号，若说谁不想革命到底，是最大的羞辱。总指挥的话传出去，红军干部和战士都皱起眉头吃起糌粑来，谁要不愿意吃，讲怪话，马上会听到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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