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48)

四八

　　一些冤错案，使红区内人心惶惶不安。徐向前越来越困惑。一件使他惊心的事又发生了！

　　一天，他叫警卫员把破了洞的衣服、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帮助缝补一下。往常，衣服、袜子破了，他都是自己动手缝补，自从1929年下半年和程训宣结婚后，缝缝补补的事，妻子都包做了。她还说：“你是指挥打仗的，哪能自己做妇女的活呀！”徐向前没想到，警卫员跑去不多久，抱着破衣服和袜子返回来了，神情十分紧张，结结巴巴说不成话了。

　　徐向前问他：“出了什么事？”

　　警卫员说：“她被保卫局抓走了！”

　　徐向前忙问：“为什么事？”

　　警卫员说：“说她是反革命……”

　　平时很少发火的徐向前，几乎要跳起来。这真是小孩说梦话一样可笑。“肃反”，怎么会肃到这样一位二十岁妇女干部头上呢！她出生在黄安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农家里，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很快参加了共产党，她姐弟五个，除了姐姐病死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大哥程启光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失败后，上过木兰山参加游击战，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当勤务兵，不到入党的年龄，先加入了共青团，后入了共产党。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人，优秀的女共产党员程训宣，怎么会反革命呢！徐向前忍住气想：可能是她性情活泼，说话“嘴边没个站岗”的，又乱说话，被人诬告了。

　　徐向前对革命事业忠心，对个人的事不计较。平时多余的话不讲，只是一心用在领兵作战上。他喜欢程训宣火爆的性格，认为她是“新女性”，敢说敢做，比男子汉还男子汉；只是不大喜欢她话那么多。常说她“嘴边没个站岗的”，“疯话”多。徐向前和她的婚事，不是自由结合，也没经过恋爱，是曹学楷、倪志亮两位老兄从中硬说合而成的。虽是“媒”说的妻子，结婚后徐向前倒认为她挺可爱。只是两个人来去匆匆，分开的时间比在一块儿多得多。如今程训宣突然被审查，使徐向前内心划上一个大问号：是不是冲我来的呀？很快，他又自我解脱：不会，不会。很可能是妻子的“疯话”惹了麻烦，或者是被人诬告。

　　徐向前心里又平静了。他那一切相信党和坚决服从上级军人的本能，使他暂时把妻子被关的事放下了。倒是小警卫员放心不下，晚上悄声向徐向前说：

　　“她会不会有事，还是找保卫局说说去。”

　　“不必了。”徐向前说。

　　“还是该去问问。”

　　“不必了。”徐向前重复说，“你做你的事，管那么多做什么呀！”

　　小警卫员低头走开了。他不明白总指挥怎么这样无情，连自己妻子都不管了。他却不知道总指挥内心的痛苦、矛盾啊！

　　“肃反”继续扩大。红军大规模的作战计划难以实施。抓内部的“反革命”、一时成了高于一切的任务。红军中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人，抓起来审查；文化水平高的人，关起来写交待材料；丢掉枪零件和几发子弹的战士，关进禁闭室；说过对党的高级领导不满话的人抓起来追查“反革命”言行的组织联系。许多人内心恐惧、怀疑，而不敢说话。一些人宁死不屈，坚决抵抗这种错误的“肃反”。不久以后，许继慎和周维炯两位师长被处决了。徐向前后来听说，周维炯被杀害之前，严辞痛斥张国焘等人：“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

　　国民党军的“围剿”加紧，步步逼近。徐向前每天飞驰在前线。一天，他从前方回到方面军总部驻地。正碰上开饭，他像往常一样走进伙房。他这个山西人，虽然在南方生活七八年，仍是不习惯吃大米饭，爱吃面食，没有面食，常吃饭锅巴。开饭时，常走进炊房找几块锅巴啃。炊事员都知道总指挥的偏好，每次做饭，都小心着不要把饭做糊，以便让总指挥吃上黄黄的香锅巴。有时炊事员把饭做糊了，锅巴黑了，徐向前只好苦苦一笑，抢一块黑锅巴啃去。这天，他拿着块锅巴正出炊事房，迎面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小战士，就问他：

　　“小鬼，你是哪来的，我怎么不认识你？”

　　小战士答：“我是犯了事，刚从家来的……”

　　“你犯了什么事？”

　　“我……”

　　徐向前明白了：又是受“肃反”的牵连。既然冤了人家，为什么又叫他当伙夫呢。看这小鬼的模样，倒像读过书的，一问，确实是个小知识分子。他原是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战士周希汉，因为会写几笔字，成了被怀疑的对象。硬说他是“富家出身”，他不承认，被开除出党，送回老家。他回到当地找区县苏维埃政府，开了贫农出身的证明，又找了回来，暂且在炊事班帮助记帐。徐向前翻看他写的帐本，见字写得工整，倒是个文书的人才。徐向前问他：“你愿意留在总部当书记吗？”小鬼正愁没出路，见徐总指挥看中他，一边说怕干不好，一边连连应着。于是这个名叫周希汉的小战士，就由炊事员提成了书记。

　　谁想，过了几个月，徐向前一次从前线回到总部，听说周希汉又被当成“反革命”抓进了保卫局。原因是，一次行军转移，周希汉把两个同名的村搞混了，为直属队号房子出了差错。军委主席张国焘发怒了，说他是“有意搞破坏”，让保卫局抓了起来。徐向前听说此事，即派警卫员去保卫局要周希汉。

　　警卫员跑回来说：“保卫局的人说，小周是‘改组派’，不能放！

　　说不准要砍脑袋呀！”徐向前一听火了，亲自跑到保卫局，一看周希汉被吊绑着，正哭哭啼啼。徐向前大声向保卫局的人说：

　　“放开周希汉！放开！”

　　“总指挥，不能放呀，他是‘改组派’！”保卫局看押的人说。

　　“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保他，快给我放了！”

　　周希汉这才从死亡线上，拣回他的小命。就是这条生命，在战火里成长、升华、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做了人民海军副司令。每当回忆起往事，周希汉总不忘徐向前元帅的救命之情，他深沉地说：“若不是徐总指挥的保护，说不准我这脑袋早掉了！”

　　不是夸大其词，更非戏言，那场错误的“肃反”，使许多忠诚的革命者、共产主义战士，白白地牺牲了性命。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实际上也是被张国焘等人在幕后审查的对象。他除了指挥作战，不得插手“肃反”的案件。他多次暗暗打听妻子程训宣的下落，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他克制地等待着，相信有一天程训宣会突然出现在面前，她会那样又说又笑。他祈望着程训宣不会遭难。他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听说她已不在人间了。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没有人通知徐向前。

　　“肃反”和国民党大军的围攻，使红军陷入内外交困。大仗一个连一个，败仗接连不断，战死的人越来越多。红军于1932年秋天，突破敌人重重包围，走向外线，越走越远，进入四川。

　　此后，在川陕苏区、在万里征途中，在雪山草地里，徐向前仍是怀念着程训宣。直到延安，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被彻底揭露和清算，红军在新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旗帜下，人们才敢于对“肃反”的事件提出公开的议论。一天，在徐向前住的窑洞口前，阳光下，红四方面军的几位老友聚谈，大家说起大别山、大巴山，又提到那令人心酸的“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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