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46)

四六

　　一场攻心战，在苏家埠四周展开。

　　红军战士用铁筒喇叭高喊：“白军弟兄们，快投降吧，穷人不打穷人，不要替地主、军阀卖命了……”

　　俘虏兵拉着嗓子高喊：“我们从合肥来的援兵，都被红军打垮了！总指挥都被红军捉住了！弟兄们呀，别抵抗了！红军不杀人，给好吃的饭……”

　　奇迹，又非奇迹出现了：5月8日苏家埠敌军指挥部，派人送出信来，说准备投降。王宏坤在《苏家埠四十八天》①一文中记述了敌人最后投降的情景：

　　①《苏家埠四十八天》，见《星火燎原》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下午两点多钟，敌旅长带着团以上军官来到我们师部——那座祠堂里，依照官级大小，低头排列在屋檐下。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围攻苏家埠的部队，接受了敌人的投降，并宣布了四项条件：第一，不准破坏武器；第二，枪支捆扎好以后，按照部队序列，挨次交出；第三，军官全部集合，各连由师爷负责办理缴枪事宜；第四，部队按指定地区集结，不准乱跑，不准抢劫……”

　　“……我们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老百姓敲锣打鼓，抬着猪羊来慰问我们。四十多天以来，这些新区的群众已经和我们相处得很熟了。

　　“这时候，得到消息说，韩摆渡的敌人，也因为援兵被歼，缴枪了。我们出击皖西的战役，全部胜利结束了！”

　　四十八个日日夜夜，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熬红了眼，走肿了脚，不知流了多少血汗。战果辉煌啊！共歼敌三万余人，俘虏敌总指挥一名、旅长五名、团长十二名；缴获步枪一万五千余支，机枪二百五十多挺，山炮四门，迫击炮四十多门，电台五部，其他军用品堆积如山。

　　红四方面军的战将们，齐集在总部驻的一个祠堂里。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召集大家又在部署新的战役。第十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甘元景；第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甘济时；第十二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刘杞等人，先后到来。最活跃的人物，一个是陈昌浩，另一个是陈赓。他们一个爱唱歌，喊几嗓门京戏；一个爱说笑话。把“死人说活、哭者说笑”的陈赓，又在人们中讲着他的新笑话。空前的大胜利，使这些战将们变得像孩子似的天真。一阵说笑过后，大家又严肃起来，绷着脸，瞪大眼，看着地图，听总指挥徐向前讲下一个战役的设想：挥师西进豫南，在潢川、光山地区，再打个大仗。

　　红军在皖西苏家埠地区作战期间，敌二十路军进驻到潢川，趁机南犯，占领双柳树、仁和集地区，准备继续向前推进。

　　徐向前决心在那里发起第四次战役。会议讨论很热烈，没有反对的意见。前三个战役的胜利，使人们认识到徐总指挥是可以信赖的。此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又不在现场，大家说话更无多少顾虑了。苏家埠战役的结局，证明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远不如徐向前英明。

　　5月下旬，正当红军西进路上，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5月23日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发来一份贺电，祝贺苏家埠战役的伟大胜利。电报中说：“你们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限的兴奋！”

　　6月12日，徐向前率红军抵达光山南部。红军行动之快，保守秘密之好，使敌人为之惊恐。敌第二十路军军长张钫还正在梦想南下，他的部队突然陷入了红军分割、包围之中。于是，一场大战又在潢光地区展开。

　　潢川、光山战役，仅仅五天，从6月12日开始，到16日结束。徐向前指挥红军三个师在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璞塔集、彭店、双柳树、仁和集等地区，以分割包围、机动作战的战法，歼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反动民团近万人。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中旬，徐向前组织指挥的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四战四捷，共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余人。

　　四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准备向鄂豫皖红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彻底破产。红军在作战中发展到四万五千多人。

　　根据地扩大到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多万，鄂豫皖革命斗争发展到极盛时期。也正是徐向前军事指挥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俗话说人“三十而立”，徐向前这时三十岁刚过半年啊！

　　〖18.白雀园“大肃反”。徐向前呼叫“刀下留人”，却没能挽救他妻子一命〗

　　军事上的胜利与失败，不单是武器与勇气的决斗，它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的因素。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张国焘被红军近年以来的节节胜利冲昏了头，对形势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正是红军“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徐向前等军事将领，不同意这种认识，但正确的意见被张国焘等否定了，结果，红军不停地进攻，到处被动，伤亡日益增多。

　　使红军战斗力损伤的另一个原因，是内部的肃反扩大化。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大肃反”的直接决策者是张国焘。

　　张国焘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坐在十二人之一的代表席上，和陈独秀并列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部主任。1922年1月曾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列宁见过面、谈过话。他两次出任中央组织部长，是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六届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回国后，就来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么经历不凡的大人物进了大别山，好像半个皇帝驾到，红军指挥员高兴，党和地方政权领导人高兴。大家说，这下根据地和红军要大发展起来了。谁知这位张主席一上任，连烧三把火，把党心烧乱，军心烧散。

　　第一把火，所谓的“调整组织”，把中共鄂豫皖特委撤销，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军事委员会，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是张国焘。党政军大权在一身，把他认为不行的干部撤换下去。

　　第二把火。所谓的“反右倾”。他打着反“立三路线残余”的旗号，给一些领导人扣上“右倾”、“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分局”的帽子，把徐朋人等开除党籍，开会批判了红四军军长曾中生等的“错误”。

　　第三把火，就是大规模地展开“肃反”运动。从白雀园开始行动，越演越烈。“肃反”的烈火，很快燃遍大别山区，烧到红军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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