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33)

三三

　　陈郁问：“往后怎么办？”

　　徐向前说：“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

　　陈郁又问：“能坚持吗？”

　　徐向前淡淡一笑，望着外边崇山峻岭，说：“有山，有水，有野菜，还有群众给送点东西，不会饿死。热水洞的水，一年四季是热的，还可洗热水澡哩！”

　　胜不骄，败不馁，是革命家应有的品格。大革命失败、广州起义失败以及东江这近一年的斗争挫折，像磨刀石，一次次磨炼着徐向前的身心。他虽然才28岁，却在政治成熟的道路上，迈开了大步。他认为，要革命只能这样对待眼前的环境。撤退没出路，广州是敌人的，东江各县城镇是敌人的，红军唯有依靠山头，休养生息，死里求生，困难中求发展。他熟读过《水浒传》，那些英雄豪杰占山为王，能生存、能发展，红军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今日总比梁山好汉有出息吧！

　　徐向前不灰心、不气馁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着陈郁。他十分敬佩这山西佬，这黄埔生。他向徐向前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革命处于低潮，保留骨干至关重要。红四师干部要分批转移出东江，保存好这部分革命力量。

　　从这之后，徐向前和刘效阁率领的红军，按广东省委决定，在地方党的安排下，开始分批转移。地方党的同志精心安排秘密行动，首先分批转移伤病员、女同志，接下来转移身体虚弱的年长者和小同志。

　　山下敌人封锁不紧时，隔几天，送走一批人；山下风声紧了，暂时停止行动。

　　山中的红军，一天天减少。1928年底，在徐向前和刘效阁身边，只剩二十几人了。多是营团干部和警卫员。俗语说：“人少好吃饭”，他们在新年那天，美美地会了一次餐——吃了顿白米煮山竽。

　　新年过后，1929年1月，广东省委发出指令，要徐向前和刘效阁等最后一批人撤出莲花山。转移的路线是：经惠州去九龙。“交通”还给每个人带来些银元和港币。

　　深夜，徐向前和同志们离开莲花山热水洞，心里说不出是悲、是喜，是福还是祸。作为红四师最后一名师长，徐向前这一去，说明这支部队不存在了，这使他伤心；想到死去的师长、党委书记和倒下去的许许多多战友，他又庆幸自己是幸存者。他将去哪里，命运又如何？一切只好听从党安排了。

　　沿着山间小路，走到天亮，他们在“交通”的引导下，奔到山下一个小村。在村头一户人家停下吃饭。这户人家一位老汉和一位少女，他们已经把饭做熟，碗筷摆好。徐向前他们进门后，和那老汉、少女用手势打个招呼，几乎什么话也没说，坐下就狼吞虎咽。雪白的米饭，咸菜、辣子，还有肉！大家已经是多半年没见这样饭菜了。有的人吃着碗里，眼看着锅里。徐向前怕大家撑坏了，走不了路，轻声说：“少吃点，少吃点！”

　　饭后，他们踏着晨露，继续上路。小路转大路，大路转公路，方向是惠州。徐向前三年多以前参加黄埔军校东征，曾经到过惠东。他知道那是个大镇，曾经是军阀陈炯明的老窝。敌军肯定防守严密。他们这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去，那不是羊群入虎口呀！想着他当即停下，和党代表刘效阁一合计：二十几人分成两路，继续西行。

　　“你带一路，我带一路，九龙会合。”徐向前向刘效阁说。

　　“好，九龙会合！”刘效阁重复着他的话，高兴地微笑着。

　　党代表和师长，各领十几人，分别上了路。大家走出了深山，又吃了顿饱饭，精神足了，情绪高了。只是一个个面黄肌瘦，长长的头发，胡子拉碴，衣服虽然改换成农民，却仍掩盖不了那副狼狈像。徐向前一路走，一路观察，心中很不踏实。他们现在已是赤手空拳，武器全部留给了地下党的同志，掩埋在山里了。军人一旦手中没枪，勇气锐减。万一碰上白军，只有束手就擒了。走到天黑，徐向前停下来对同志们说：“越往前走，距惠州越近，为了减少目标，明天小队应再分三批走。今晚不进城，在野外过夜，明天一早去汽车站，乘去樟木头的头班车。”

　　大家无话可说，一切听师长的命令。各人找个地坎，蜷缩着睡下。只是谁都不愿意离开徐师长，认为跟在他身旁安全，同时又想保卫着首长。徐向前似乎猜透了每个人的心，他心中写了个分组“名单”，不等天亮，叫醒大伙，叫着名字，让大家分组起程。每编成一个组，他嘱咐一声：“提高警惕，照党小组会上说的办！”

　　还在下山路上，他们边走，边开了党小组会。会上每人都表了决心：万一路上分散，一定去九龙找党组织。万一被白军抓去，至死不能说出党的秘密，永不叛党！

　　惠州城的白军和民团，此时绝没想到，还会有共产党的红军人员，特别是红四师的师长、团长们，会从惠州过路。他们心中的红军，已冻死、饿死在大南山了。因此，惠州防备甚松。徐向前头戴一顶绒线帽，手上扛根竹扁担，装扮成进城挑脚的挑伕，和三个同志，混过民团的耳目，走到汽车站，登上了头一班开往樟木头的汽车……

　　一路上，徐向前和三个同伴，靠地下党的掩护和他们自己的应变能力，来到了九龙，被一名地下“女交通”，引进一座单门独院的小楼上。徐向前这才长长喘了口气。可是他每天又挂念着党代表刘效阁，挂念着一路分散行动的战友。

　　今天走来几个，明天又找来几个，五六天过去了，却始终不见党代表刘效阁。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途中，我们这一路的同志没遇上什么麻烦，陆续到达九龙。但刘效阁那一路人，却杳无音讯。我后来也没打听到他们的下落，估计是被敌人抓住杀掉了。”

　　九龙和香港，对徐向前说来，既陌生又熟悉。他在读师范、教小学时，就知道香港、九龙的历史：那是清政府腐败、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铁证。凡是有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要员在南京江面英国的军舰上，与英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中除赔款白银二千一百万两，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等等外，把原属广东省宝安县的香港，割让给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年5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除赔给英国白银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开放一些港口等等外，还把香港对岸的九龙等地域割让给英国。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同学们谈历史说抱负，曾说：革命成功后一定要收复香港、九龙。如今他流落在九龙，逃犯似地躲进英国的租界地，心中感慨万千。他庆幸广东省地下党有这块跳板，有这个避风港；又为中国人住在中国的地方算是进了“外国”而愤愤不平。

　　地下党安排一位老工人，每天来给他们做饭。徐向前好像得了饥饿症，总觉着吃不饱，白米饭吃一碗，又吃一碗，胃像是个没底布袋。“交通”送来的书刊从头到尾一行、一页不漏，他的精神也太饥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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