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徐向前(31)

三一

　　我是知道徐元帅，他在三坑这凹凹打过游击，他是了不起的武人。是红军参谋长，参谋长大呀……”

　　“你怎么知道徐向前参谋长的？”笔者提问。

　　老人笑了：“是这些年才听说的呀……”

　　在红四师转战普宁山区、徐向前进三坑养伤的那些日子，正是东江革命斗争开始走下坡路。年轻的红军，像刚学步的孩子，摇摇摆摆只会往前走，却不懂碰到墙上要头破血流，不懂人生的路怎么走。东江特委领导人，同样不成熟。正如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

　　徐向前还回忆说：他们转战进三坑一带，东江特委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要把部队拉出山与敌人死战。徐向前和叶镛等人，虽然政治同样幼稚，可是他们是多年的军事干部，深深懂得战场上死打硬拼，是军旅大忌。

　　三坑隐蔽、安静的环境，使徐向前伤口恢复很快。4月，山区春暖花开，他每天都在村边散步，锻炼自己的腿脚，准备再战。又常常望着望天峰深思：今后再这样东奔西走，四处攻城夺镇，会有什么结果呢？部队只有伤亡没有补充，伤一个少一个，前景又是什么呢？……

　　不爱闲扯，爱独自思索，这是徐向前的品格。他认定：弱小的红军，不应攻城夺镇，不能死打硬拼，要想办法保存自己。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战胜敌人。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红四师师长、党代表，他们同意。但是，他们都说今后怎么办，要服从东江特委的决定。

　　4月中，东江特委在大南山一个村庄，召开了红二师、红四师领导出席的联席会议。彭湃、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颜昌颐等参加了会。会议的气氛开始平静、友好，虽然当前处境不妙，大家仍谈笑。特别是彭湃，仍是那么乐观。全国反共浪潮似云涌，敌人大军云集，东江眼看危机，特委的几位领导人好像仍处在“世外桃园”之中。一个个高谈“反攻”，高谈“迎接革命高潮”。徐向前忍不住了，他认为“反攻”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自欺欺人。海丰丢了，陆丰丢了，惠来打下站不住脚，反攻到哪去？眼下红军力量不足千人，再“反攻”下去，就要垮掉！

　　“反对不是时机，”徐向前口吻平静地说，“我们最好打到粤赣边去，那边……”

　　“向北，民团多，打不过去！”有人马上反对说。

　　“向北逃跑，怎么对得住东江乡亲！”有人慷慨陈词，“我们要战斗，要打回海丰，要收复一切失去的县城……”

　　会场，像一块石头投入水里，接着乒乒乓乓，许多石块飞下。气氛变了，人们的脸色变了。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争论。徐向前不言语了，一支烟接一支烟抽。师长、党代表都闷着。他们生病，身体虚弱，又当着东江地区党政军最高权威，不好多说什么。

　　会议不欢而散，既没充分各抒己见，也没有激烈争论，结论是一个：进攻！这是彭湃最后作出的决定。徐向前等“外乡佬”不了解情况，不便再坚持意见，只好按特委的决定办。

　　又过了几天，部队正准备行动，夜晚，突然来人向红四师师部报告说，彭湃自己带着几个人，冲下山去了！

　　“去哪里了？”叶镛着急地问。

　　“带多少人？”党代表袁裕问。

　　“不知道，”来人说，“他是生气走的，是……”

　　事情很明显，部队行动迟缓，彭湃火了。徐向前心想，山外到处是敌人大部队，几个人冲下去，不是往虎口里钻吗！他没多说话，扎好腰带，挎上手枪，紧紧腿部伤口上的绑带，向师长、党代表说了一句：“我带部队下去接应，保护他们……”

　　第二天，天蒙蒙亮，徐向前跟随彭湃，边走边说，走向山村的驻地。大家一夜没睡，见彭湃和徐向前安全回来了，这才放下心来。没有笑声，也没有埋怨。

　　傍晚，大部队离开山村，摸黑向西，向海丰方向疾驰。还是要进攻，进攻！

　　“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困难。”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着，“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红二师、四师各剩五、六百人，另外有个朝阳独立团几十人枪，就那么点力量。那时地方党不晓得建设和加强主力红军。地方主义、宗派思想比较严重。外来的红军是一摊，本乡本土的地方武装是一摊，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我军打一个少一个，没有补充来源。人牺牲后，枪就被拿到地方上去武装赤卫队。红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地方武装当然也发展不起来。”

　　东江特委的一些领导人，先后奉命转移出去：红军中的一些预导干部，也纷纷被调离，有些人要养伤、养病，先后离去。

　　徐向前和一直处在病中的师长叶镛，坚持游击战，战斗在敌人的四面“围剿”中。徐向前后来总说：东江，是他学习游击战争的第一个学校。

　　〖12.死里求生，苦战在莲花山。到九龙喜读真假《牡丹亭》。他苦苦思索、思索……〗

　　跨进1928年5月，东江地区从早到黑，阴雨连绵。莲花山里分散着红四师部队。徐向前带领二百多人，游击在热水冈一带；党代表袁裕带一部分人，留在普宁县三坑一带，跟彭湃一路游击。师长叶镛病得厉害，发疟疾每天一场，没有医药治，发展到天天发冷发热，身体虚弱得不能走步，带着两个警卫员，在白木杨山村隐蔽。

　　自从4月东江特委决定“反攻”海丰城，因里应外合不得力，城里地下党在白军中接应的只有八个士兵，红军突进城后，不得不退出，转移进山。从此，红四师的处境一天天更加艰难。山外村庄被敌人占领，要道被封锁。退进深山，房屋没有，只得在山里搭草棚；粮断了，只好挖野菜充饥。山芋、野果、黄狗头（中草药）也成了食物。下雨天，战士找个地方躲雨，徐向前打着把雨伞，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关心战士的吃穿。他裤子湿了没得换的，就穿在身上晒，让身体渐渐暖干。笔者1982年访问过一位七十多岁的女红军，她是彭镜秋，曾在东江红四师负责管军需工作。彭镜秋说，当时她看见徐向前没有换洗的裤子，就向女友动员，要大家献出一条多余的裤子。裤子找到了一条，可是徐向前身材高大，又是女人的衣服，他怎么能穿呢？

　　彭镜秋没有办法，找来一块黑布，向徐向前说：“就拿这块布，给你做条裤子吧！”

　　徐向前摇摇手说：“不用，不用了，你看看哪个同志没有穿的，给他做吧。”

　　彭镜秋说：“你是指挥，连条替换的裤子都没有，这怎么行？”

　　徐向前笑笑说：“大家都一样，你没看见，老百姓家十几岁的娃娃还光着屁股呀！”

　　当时，红四师还有六七名女同志。原先从广州一路来随行的女兵二十多人，这半年病的病倒，伤的伤了，还有的吃不了苦自动脱离了队伍。剩下这六七名女同志，有的也奄奄一息活着。徐向前和干部们多次劝说，要她们下山去找个村庄隐蔽下来，或者远离东江回广州去。她们总不愿意。有的还那么天真，等着“反攻”广州，等着“迎接革命高潮”。彭镜秋说要给徐参谋长缝条裤子，女友们你穿针，她引线，很快把一块黑布变成了裤子。她们边做针线，还边唱山歌：

　　日头出来对面山，欢送阿郎去打战，打了胜仗阿郎返，睚爱手枪和炸弹。

　　这首歌，说是彭湃依据客家姑娘唱的山歌改编成的。原歌词是：日头出来对面山，打扮阿郎去过番（去南洋），十七十八阿郎返，玉石手铜金耳环”。彭湃一改，情歌增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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