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手记(44)_张泽石

四四

　　§和老孙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从那以后，我的监狱生活大大变化了，白天我们各自看书，或者我给他译读英文杂志里的一些有意思的报道文章。晚上，就缠着他给我讲他怎么带兵打仗的故事，或者一起轻声地唱起高尔基写的《囚徒之歌》，

　　太阳出山又落山哪，监狱永远是黑暗。
　　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总逃不出牢监。
　　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挣不脱千斤铁链！
　　那块小小天地变得温暖和开阔了！

　　可惜书已读完了，释放我们回去的事还毫无音讯。看守长对我的打听，也只是摊开双手耸耸肩。

　　老孙看我情绪又低落下去，便建议我和他比赛背诵唐诗，于是我的好强争胜的劲头又上来了。我上中学时就背得许多唐诗，老孙当然输给了我，便让我在他手上打了三下。新学的唐诗《琵琶行》和《长恨歌》我也比他背得快些，加上我还会耍赖，于是他便总是让我打三下。看着我孩子般高兴的样子，老孙也微笑了！我的这个只比我大十几个月的同志哥，实在比我成熟得太多了！

　　1982年寒假，在我落实政策恢复了党籍之后，第一个想见的老战友就是老孙。我跑到长春去看他。他在火车站耐心地等着晚点的火车。我下了车，远远地看见已经两鬓斑白的他——我日夜思念的这个同志哥，不顾泪水涌流，我跑上去就一把抱住他，透过泪水痛心地读着他脸上每一根饱经沧桑的皱纹。

　　“老孙，老孙，你也老了，你本来可以为党做出多么惊人的业绩来啊！”我在内心深处痛苦地呼喊着。他却还是那么稳重地对我微笑着，好像这30年来他没有经受过极大的委屈，没承受过难言的痛苦！回到他家里，他爱人玉美同志天天为我杀鸡、宰鱼。

　　临别那天晚餐，他举着酒杯说：“来，泽石，咱们连干三杯。第一杯为了30年前我们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第二杯为了今天党终于为我们六千战友平了反，你我都恢复了党籍；第三杯为了今后我们保持晚节，继续为党贡献我们幸存下来的生命！”

　　我们颤抖着手碰了杯，干杯时，不少酒都洒在了胸前。玉美同志为我们斟酒时也把不少酒倒在了杯外……

　　1952年9月10日下午，在监狱里被囚禁了整整3个月，不，应该是2208个小时之后，我们被宣布“服刑期满”。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剩下的18名被正式判为“战犯”的朝中战俘代表团成员押送往“巨济岛战犯战俘集中营”。我扶着十分衰弱的老孙一起爬上卡车，最后望了一眼那座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式监狱，背着美国军事法庭强加给我们的“战犯”罪名，离开了那座阴森森的石头牢狱！

　　※第十四章　“战犯”战俘集中营

　　§有组织的孤雁

　　巨济岛战犯战俘营离巨济岛最高监狱不算远，但离其他普通战俘集中营很远。我们到达之时，天色尚早，我能看清用英文写成的那块很大的营名标牌和四周密集的岗楼、岗哨。

　　这天，为“迎接”我们，增加了很多岗哨，还有不少手执防毒面目的卫兵。这个集中营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它建在一块荒芜的河滩地上，成正方形。从大营门进去，东西南北都有互相隔开的小铁丝网，正中是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操场。每个小铁丝网都有小门可进入广场。关押我们的小铁丝网离大门很近，很小，里边只有一个帐篷和一个厕所，厕所旁有一个可以冲澡的小间。

　　在我们对面隔着大门的是管理人员的帐篷，伙房、医务室、库房、清扫队等。除了几个负责管理的美军人员外，勤务全部都由被判刑的朝鲜人民军“战犯”战俘担任。这些人民军战士都是在游行示威、绝食等斗争中与前来镇压的美军或南韩军发生流血冲突的“罪魁祸首”！

　　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到来，引起了很大骚动。每个铁丝网内的老“战犯”们都排着队向我们敬礼，唱歌，喊口号，欢迎我们这些新“战犯”。敌人立即向人群扔掷毒气弹，黄绿色的浓烟在铁丝网内外升起，那些铁丝网外的毒气弹是战友们又扔回去的。这场特殊的欢迎仪式直到我们全部被押进“代表团特殊小队”的铁丝网并被轰进帐篷之后才告结束。

　　等押送的美军都退走之后，我们18个人互相握手拥抱。代表团团长老李又特意向我们两个中国代表介绍了其他朝鲜代表的姓名、在部队职务、所属战俘营编号等，我这才知道我们18人的组成是：除了他和老孙为正副团长之外，其余16名分别代表16个志愿回国的朝中战俘营（女战俘营除外）。

　　这一天大家都很兴奋，总算熬过了正式美国监狱的单独囚禁和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战友们又都聚到了一起。尽管大家都离开了自己所代表的战俘营，但这也是一个小的新的战斗集体。

　　又一种新的战俘营生活开始了。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危险，总可以互相支持鼓舞了，总可以从事一些比在监狱有效的、集体的对敌斗争了！

　　这天晚上我躺在老孙身旁问他今后怎么开展斗争？他想了想说：“形势很严峻，敌人已经把我们和广大战友们隔离开。我们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今后我们大概将长期被困在这里，让我们在无所事事的隔离生活中消磨掉斗志！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他们的人质，作为要挟我方和谈代表的资本。我还担心他们会继续对我们施加压力，强使我们为他们在世界舆论中消除杜德事件的影响服务！”

　　听了他的这番考虑深远的分析，我也感到了担子的沉重。心里想着该怎么去打破敌人的如意算盘，还没找出答案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老孙被请去和几位朝鲜师级领导人开了一个会。老孙回来传达说，大家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同意老孙昨晚对我所作的分析，决定做好与敌人进行长期的针锋相对斗争的思想准备。首先是健全内部组织，他们都是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员，成立了特别支部，吸收老孙和我参加劳动党。我与老孙和另外三位朝鲜战友分在一个党小组里。大家选举了原朝鲜平壤俄语大学校长辛泰凤同志担任特别支部书记，老孙担任副书记。全体同志接受支部统一领导。

　　支部做出决定，要求大家加强团结，努力学习，顽强斗争，每周一次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开展互助，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学习计划，并开展学习上的互助；开展有益的健康的文娱活动以增强革命乐观主义；在对敌斗争方面，决定一方面继续向敌人提出抗议，坚决要求撤销“战犯”罪名，把我们释放回各自的战俘营，一方面积极设法与“总指导委员会”取得联系，以取得总委会的领导，参加统一的斗争行动。

　　我听了很高兴，既高兴我们被朝鲜战友们接纳为劳动党员完全成了一家人，又高兴我们的支部领导坚强有力，细致全面。我心想：“别看我们老孙只是个营级干部，领导水平绝不比师级干部差。”但是我却没敢说出来给老孙听，我知道哪怕只是稍为流露出一点点这种情绪也准要挨一顿狠狠的批评！老孙一直非常真心地尊重朝鲜同志，也总是这样教育我。他的全局观念、党性远比我强。等到我和朝鲜战友们朝夕相处久了，真正了解了他们，我才为自己那种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感到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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