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手记(25)_张泽石

二五

　　我以很严肃的口吻翻译道：“布莱克中尉现在开始审讯你们，你们必须老实交待各自的罪行。”几个坏蛋惶恐地抬起头来，周演达站起来试图辩解什么。布莱克看出来了，摆手制止道：“我只需要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我说：“让你们老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只得又坐了下去。我看见他嚼着牙根，心想今天你小子得听我的摆布。

　　布莱克先提问了死者的姓名、在部队的职务、籍贯、年龄、文化程度。

　　三大队长说只知道死者姓名。史密斯请郭乃坚递过来死者的战俘卡片。我看见卡片上用英文写着的姓名是张什么，河北什么县什么村的人，67军的一个班长，24岁，没上过学。

　　我便对布莱克说：死者的家乡是个很偏远的老解放区，死者显然是贫苦农民参军的，不会有什么文化。

　　布莱克点点头，然后问了问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现的尸体？又怎么找到了那封绝命书？

　　那个三大队的警备队长回答说是他在昨天清晨去解手时发现的，当时吓了他一大跳，跑去找了大队长来卸下尸体，从上衣口袋里找到那封给蒋总统的信。

　　布莱克勃然作色道：“你们没想过那根铁管的高度不足以吊死一个1．74米高的人吗？没想到他是一个文盲不会写信吗？没想过你们在死者颈上留下那么深的指甲印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吗？”

　　当我也连珠炮似的把这几个反问扔向几个坏蛋时，他们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

　　布莱克说：“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谎言！”

　　我译道：“布茉克中尉要你们从实招来，否则将罪上加罪。”

　　见这几个家伙顽固地缄口不语，中尉摇了摇头说：“张，请把他们的供词用中英文记录下来，让他们签字。”

　　我立即向郭乃坚要纸笔，他在给我纸笔时趁机紧握了一下我的手指，我见他泪光闪闪，我的眼圈也一下就红了。我低着头记录完供词，又将中英文各念了一遍。

　　中尉说：“告诉他们，现在改供词还来得及。”

　　我便翻译道：“你们听着，中尉说了，现在如实招供还来得及，否则等着你们的将是判死刑！”那几个走狗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但互相看了一眼后又沉默地低下头。

　　中尉见状摆了摆手，我将供词拍了一下说：“那就签字吧！”那个三大队警备队长歪歪扭扭地签了名。

　　在把我送回“71”的路上，布莱克一直沉默着。我说：“中尉先生，我没想到您的侦破技巧这么高明！”

　　他说：“不，应该说杀人犯太愚蠢！”

　　“那么，这个案子将怎么处理？杀人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他摇了摇头说：“我的职权限于侦破、审讯、上报！”

　　临下车，他取出两个罐头、一条香烟说：“按道理，我们应该按工时付给你美金，但拿它你无法使用，我替你买了这点东西。”

　　我望着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里的诚挚神色，收下了这份“工资”。

　　回到“家”里，我把“工资”全部交给了老孙。领导上决定除了留下两盒香烟给我们开夜车作奖励之用外，罐头分给病号，烟分给大家。

　　于是，过着烟瘾、吐着烟圈的难友们说：“就盼着咱们的张翻译给多挣点‘工资’回来！”

　　我详细地向领导同志们汇报了在“86”见到的惨况和侦破审讯的经过。领导同志们当时就一起交换了看法，大家认为根据《星条报》刊登的和谈消息和我汇报的这个血案，敌人正在大做战俘的文章，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应变的准备；同时要就这个惨案向美管理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抗议。

　　当天晚上我们心情沉重地连夜赶写出了一份《向美军战俘管理当局的严重抗议与严正要求》，揭发控诉了叛徒们在美方指使纵容下屠杀爱国战俘的极其卑鄙、残忍的暴行。坚决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惨案，否则美方必将受到全世界支持正义的人民的同声谴责……

　　夜很深了，一直陪着我们的顾则圣和李喜尔从伙房端来热气腾腾的肉粥。老顾告诉我们：粥里那点肉是病号同志们硬要把我带回来的罐头打开放进去的。

　　§70联队难友夺权

　　3月底，在70联队（从“72”调往海边去做苦役的近千名“不稳分子”所组成），我们的同志计划组织一次夺权斗争，以打破叛徒的残酷统治，粉碎敌人愈演愈烈的强迫往难友身上刻字、强迫写血书等政治陷害阴谋。

　　不幸，他们的计划被叛徒告密，金甫、韩子建、姜瑞溥、续公度、阳文华等七人被美军押回“72”军官队，日夜加以残酷折磨。

　　“72”军官大队的帐篷正对着“71”，当他们被押到铁丝网边的厕所解手时，被“71”的同志认出。我们当即向新上任总管杜德将军写了抗议信，要求立即将他们送来“71”。同时我们每天早午晚三次集中在操场上唱歌，以鼓舞他们坚持下去。

　　有一次，我一眼认出了被两个狗腿子押着上厕所的姜瑞溥。他的脑袋肿得很大，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我心痛极了，高声地喊：“瑞溥，坚持下去，我们已向美军指名要你们过来！”

　　瑞溥听了一下子向铁丝网边冲过来，狗腿子们追上去，只两脚就踹得他在地上打滚。我们大家一起猛喊：“不许打人！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们这些疯狗，你们不得好死！”

　　一些狗腿子围上来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和我们对骂；另一些继续踢打姜瑞溥。我的心被撕裂了，气得我跑回屋里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了一场。

　　1981年4月27日，在北京，我和瑞溥在他那只有十平米的家里聚会，纪念我们“蒙难三十周年”。我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双手扶着头说：“你知道那时候我想什么吗？你越是喊我，我越难受。我真希望那铁丝网上通得有电流，我好撞上去杀身成仁！”我们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拿起杯子和他碰了杯，把杯中的苦酒一饮而尽……

　　§反对血腥“甄别”

　　4月6日下午，格林中尉忽然亲自来找孙振冠。我问他有什么急事？他说：“快叫你们孙少校到‘72’去见联军司令部派来的贝尔上校，他将在那里召集你们各中国战俘营的代表，宣布有关你们遣返的重要公告。我负责保证孙少校安全返回‘71’。”

　　我立即到军官大队向赵政委他们汇报。赵政委马上召集了党委紧急会议，研究这是真有其事，还是敌人玩弄阴谋。不少领导担心老孙的安全。

　　老孙说：“敌人要扣留我用不着搞这个鬼，而且扣我还不如扣赵政委有用。估计是确有其事，大家不用担心我，我去了会见机行事！”

　　我随他到了联队部，我要求格林允许我和老孙一起去。他摇头说根据命令各战俘营只去一个代表。老孙劝我放心留下，便随同格林沉着地往“72”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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