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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于是,我把啤酒罐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说:“程校长,您不会认为美军是无缘无故地重用我吧!我的情况。您可以去问史密斯上尉,或者向第八军情报部调查更好!不过,今天承蒙您盛情款待,我也请大家放心,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心里很清楚!”说完,我很自然地环视了一圈。

  一时他们都愣着说不出话来。然后,由程大麻子带头鼓起掌来。

  程翘起大拇指说:“张翻译官,有您这句话就行了。来,来,喝酒,喝酒,吃菜,吃菜!”

  我把剩下的啤酒喝完说:“对不起!我得回联队部了,免得史密斯上尉有事找不着我!”

  “好,好,招待不周,张翻译官,多多包涵。”程说完话,指挥这群奴才恭恭敬敬地送我出门。

  我走出“学校”大门,迎着清凉的海风,不禁长长地舒了口气。

  §夺旗之战

  随着美方在板门店和平谈判中提出所谓“根据战俘志愿进行遣返”的无理建议,造成停战谈判的僵持之后,战俘集中营内双方的斗争也急剧尖锐起来。叛徒们一方面极力发展反共抗俄同盟等反动组织,一方面利用其控制的联队警备队的执法权利,在集中营内不断制造事端,向我们控制的几个大队挑衅,殴打我们的人,制造白色恐怖。

  我把从美军《星条报》上看到的有关和谈的消息告诉了金甫。我们决定开展以反背叛、争取回归祖国为宗旨的斗争,在群众中大力进行秘密宣传和发展地下斗争组织,并把分散的、自发的地下党、团和爱国组织逐步联系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

  我所在的军被俘的人最多,其中相当多的新战士是四川人,不少还是从成都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95军合编过来的,在旧军队中多半参加过袍哥组织。这些新战士虽然接受我党、我军教育的时间很短,但大都有爱国心,讲义气,被俘后也不像有些党员、干部那样,因怕暴露身份而顾虑重重。他们对叛徒们克扣粮食、副食,故意派不顺从他们的人干重活、脏活和随意打骂人的做法也敢于反抗。他们中有的人在反虐待、反迫害的斗争中自发地团结在一起,成立了类似袍哥的“弟兄会”组织。我们一些地下党团组织则因势利导地积极争取弟兄会组织投入反叛徒控制和反背叛祖国的斗争。

  为了对抗联队警备队的挑衅,在我们所控制的几个大队都由弟兄会成员来组成自己的“大队警备队”,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样一来,集中营的气氛更为紧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1951年10月9日下午,金甫叫人找我到一大队去开会,我去后见到了一大队的时占魁、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卫生员钟俊华等我已经比较熟悉的地下组织负责人,还见到十来个不大熟悉的同志,其中有四大队警备队长陈昆、五大队警备队长陈其武等同志。

  金甫主持会议说:“因为形势紧迫,只好把各大队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都找在一起,开个紧急会议,先请李志虹同志介绍情况。”

  小李是我们秘密打入联队警备队的自己人。他报告了如下情况:

  当天中午,他们警备队长周演达召集了紧急会议。这个刚从东京受训回来的队长在会上先拿出一个包袱,让大家猜包里是什么东西。大伙猜不出,他就打开包袱,抖出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狗腿子们不禁惊呼起来。周演达立即摆手说:“轻点,别让共党分子听见了!”然后又得意地告诉队员们:“这面旗子是伍牧师送来的,要我们警备队明天早上在大门口把旗子挂出来,庆祝双十节(即国民党政府所定国庆节),好让美国随军记者来拍照。这个照片登出来全世界都将知道中国战俘不愿回大陆,这就会让在板门店谈判的共党代表下不来台!咱们警备队也就立了个大功。”周演达还说:“估计共党分子要捣乱,大家要严密监视他们,对为首分子要来个突然搜捕,先抓起来再说。伍牧师已跟宪兵司令部打了招呼,必要时,美军协助我们行动!”

  听了小李揭露敌人这一卑鄙阴谋,大家都十分气愤,大骂这些狗腿子卖国求荣。

  金甫站起来请大家安静下来,说:“时间紧迫,我们集中研究一下怎样粉碎敌人的阴谋吧!”

  只见四大队大队副兼譬备队副曹明同志,这位智勇双全的老侦察员,操着一口山西口音,不紧不慢地讲出了他的主张:“对付疯狗的最好办法就是拿棍子揍他!我建议把咱们各大队的力量紧急动员起来。今天晚上,咱们来个围攻警备队,烧掉狗牙旗!”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又补充了一些怎样分工,怎样加强战斗力的想法。还提出了可以让小李力争先把狗牙旗偷出来烧掉更保险些的建议。金甫归纳了大家的意见,作了详细部署。其中包括他本人将立即通过医务室的朝鲜医生转到64野战医院去暂时回避一下可能出现的敌人的大搜捕。

  最后,他说:“在我返回之前,张泽石同志将代替我负责集中营的联系和协调工作。现在,请张翻译官讲话,”

  我激动地站起来,看了看我的这些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又坚贞不屈的战友们说:“同志们,这次斗争关系到咱们的前途、命运,更关系到祖国和党的荣誉。我们决不能让美国鬼子的这个政治阴谋得逞,也决不能任凭咱们部队中这些民族败类肆意歪曲我们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形象!即使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希望大家下去立即动员咱们的爱国力量。今晚一定要把那面狗牙旗烧掉,力争把叛徒们都抓起来。我将向史密斯上尉控告这些坏蛋一贯为非作恶,激起众怒,请他将这些肇事分子调离‘86’,以保证我们联队的安全。”

  大家点头称是,立即回到各自大队,分头准备去了。

  我回到联队部,史密斯正在神色不安地看一个文件。见我去了,立即把文件递给我。

  只见那份英文打印件上写着:“致第86集中营总管史密斯上尉:据悉您营内的中共分子将于今晚举行暴动,我已命令海军陆战队做好一切防范准备,请通知全营战俘今晚将实行戒严:当发出第一声警报时所有在帐篷外的人必须就地立正,第二声警报后必须立即回到帐篷中去,否则格杀勿论。”在文件上署名的是联合国军巨济岛战俘营司令官菲茨泽拉尔特上校。

  史密斯接着问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耸耸肩说:“我也奇怪怎么一点暴动的迹象都没见到,我甚至怀疑那些共产党人真会如此幼稚,不想想即使拼命翻出了铁丝网,也不可能游过几千哩到达中国海岸。”

  “不管它究竟怎么回事了,你马上把菲茨泽拉尔特的命令传达下去吧!”

  就在我请通信员通知各大队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前来听取命令时,营外公路上传来隆隆的发动机声,几辆满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装甲车开了过来。士兵们拿着铁锹下了车,在铁丝网周围以大约20米的间距散开,在一个军官的指挥下,挖开了机枪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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