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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一九七五年四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周恩来的上述安排,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影射攻击周恩来等。同日,姚文元写文章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四月五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人们(笔名梁效)谈话说:“党的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随后,“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所谓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反经验主义,要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后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在姚文元送来的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及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搞“四人帮”宗派等问题。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这年八月,毛泽东同一个北京大学教师谈对《水浒》的看法,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江青就借此大做文章,召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说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九月十七日,她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离开主题大讲评《水浒》,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要求大会印发她的讲话稿,并在全国放她的录音。毛泽东得知后严厉地批评她“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向国外介绍了邓小平。十月以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二十四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手推车上,向围绕在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周恩来从一九七二年得了癌症后,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七旬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这时候也向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说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使他不能够也不考虑休息疗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绝症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不顾病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

  从一九七四年初起,周恩来的病势更重了。但是从这年一月一日到六月一日住进医院期间,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十八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三十个小时。六月一日,他携带一大堆文件,告别他的办公室,住进医院。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四十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但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他仍坚持工作。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的一些老领导同志会面谈话,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召开会议。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挣扎着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他也去参加了;董必武去世,他因病重不能参加追悼会,但仍亲自看了悼词。……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接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章。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邓颖超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这是十分真实而切当的写照。

  周恩来在病床上,仍关心着解放干部。他同纪登奎、吴德等谈这个问题,并责成把宋任穷等九人的案件赶快了结。他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一九七五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活动的人名单是张春桥拟定的,周恩来很不放心。他发现很多人不在名单中,赶紧找杨德中等去商谈,集中三四十辆小卧车,派人拿着请帖到这些人家中请,来不及参加白天的游园会,就参加焰火晚会,第二天名字见报,实际上又解放了一批人。他要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特赦。不久,他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后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特赦的决定。他还说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应予释放。

  当然,他十分关心同“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攻击他,他要秘书找出提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送阅;“四人帮”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他嘱医务人员把《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这一篇和各种版本的《水浒》找来送阅。他还要秘书把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

  周恩来关心看祖国的统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病床上约罗青长部长谈对台工作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找部门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歌》。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七十八岁。“巨星陨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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