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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一日到五日开五天。到八月四日,决定延长,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九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十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十一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十二月,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七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一百多个群众组织共一万五千余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一九六八年刘少奇病重,周恩来还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理。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是写不胜写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惊涛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叫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这些人的下落,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他们批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崇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攫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联”。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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