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34)_力平

三四

　　一九六〇年粮食产量是二千八百亿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九百亿斤减少了三成。那时候，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六亿人口，城市人口一亿二千万多，“大跃进”多了二千九百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三百六十亿到四百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一九六〇年国家库存只有一百八十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各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二千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六百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食情况开始好转，是在一九六四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一九六六年已回升到四千亿斤左右，城市供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六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实是操碎了心。几年工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一九六〇年，眼看这种“跃进”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年七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一九六〇年八月三十日到九月五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一九六一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方针，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一九六〇年十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一月间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一九六三年冬讨论一九六四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五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九，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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