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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十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一九五七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十一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冒了,财政赤字有二十到三十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一九五五年基建投资八十二亿元,一九五六年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用了。一九五七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在制订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建委提的是一百二十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一百五十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一百二十亿还多了。一九五七年一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一百亿。薄一波听成为一百一十亿,就按此作了决定。

  周恩来反对急躁冒进是很坚决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的,但是仍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他一再讲,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的时候,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由于一九五六年反对了冒进,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国国民经济就可能持久地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发展。

  一九五七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纠正冒进的正确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到二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五十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十三日,他赶到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十六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毛泽东接连不断地声色俱厉地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立不安。周恩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气氛。他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二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北京二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提出反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三月八日到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二十五日,周恩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听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番话,意味着要周恩来在将要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行检讨。

  这种批评,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的南宁会议,一九五八年二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一直继续着。并且把问题混淆为政治路线问题。最后,大家都赞成毛泽东了,没有争论了。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比较少了,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周恩来的内心非常苦闷。成都会议期间,他对秘书讲,回到北京后,要起草一个他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后来回到北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周恩来说,这个稿子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已经同毛泽东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毛泽东。这个“检讨”,周恩来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反映了当时周恩来内心的矛盾,他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在这个情况下,秘书向他建议说自己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等他安静地构思好以后再来记录。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了。凌晨之时许,邓颖超找到秘书说:怎么周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她同秘书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记录稿。在同秘书谈话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秘书看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增添了。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五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个八千余字的检讨发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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