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26)_力平

二六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证明：集团政治行不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也行不通，唯一能够行得通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和平共处，世界才能稳定。三十五年后的一九八九年，邓小平思考说“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现在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考虑，“是否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其他组织形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首先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尼赫鲁和周恩来提出来的”。“这是最明确、最明智的，是政治关系的最高概括，不但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也某种程度地体现在这五项原则之中。解决南北问题也应该依照五项原则。这样才真正是可以天下太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越来越显现它的持久的广泛的生命力。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五月七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六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二十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并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恩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二十三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十五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一九六二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十二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十二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一九五四年十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和《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五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六日，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七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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