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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周恩来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统一的政府,这个政府精干、廉洁、高效率和生气勃勃,齐心一致地进行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两项大的任务是:巩固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周恩来开始了他繁忙紧张的总理生涯。“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全国刚解放,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他“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

  周恩来的精力大部分集中到政府工作方面去了,同时,他仍旧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开始时还兼任着军委总参谋长。

  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大陆上和沿海岛屿上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军队一百多万,有待肃清。国内存在着几百万武装的政治土匪。救灾任务很重,一九四九年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严重,被淹耕地约一亿亩,灾民约有四千万。官僚资本必须没收,到一九四九年底,共没收二千八百五十八个官僚资本企业,占我国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生产因战争而下降,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四百六十六亿元,钢生产量为十五万八千吨,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九十多万吨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同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左右,粮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棉花减少百分之四十八。交通运输需要恢复,全国二万多公里铁路,一九四九年要恢复百分之八十,一九五〇年要恢复余下的百分之二十,而且还要有发展。军队有四百七十万人,军费支出的压力很大。失业人员四千万。国民党部队、政府留下的人员有几百万,要养起来;全国公教人员共有九百万人,需要生活。社会秩序需要稳定。土地改革要花很大的力气来继续完成。财政经济混乱,物价不断上涨,……真是问题成堆,问题成山,千疮百孔,都有待政府来加以解决。

  周恩来说:“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

  周恩来提出了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方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向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讲:国家现在负担很大,不抓生产不行。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要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传统,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周恩来强调:“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帝国主义在笑话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打仗还可以,但是建立政权、做经济工作是不行的,何况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们在等待新中国的失败。

  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当时政府在经济上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国家在十二年战争中产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原来统治的地区,从一九三七年六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物价上涨了成百万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国物价这年从四月起发生了多次大幅度上涨之后,十月份又猛烈上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十一月,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并采取停止贷款和按期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价格上涨时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的打击,平抑了物价。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政府放手抛售库存物资,把延续十二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消灭了。

  到第二年四、五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使全世界观感一新。物价突然稳定,成为举世闻名的奇迹。这被称为是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恢复和修建铁路也取得明显的成就。一九五〇年初,大陆的铁路网基本恢复,从抗战之初起中断了交通十多年的华北和华南的铁路连接起来了,沟通了全国城乡经济。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新建的成(都)(重庆)路通车了。一九五二年九月,新建的天(水)(州)路全线通车了。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有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单位的领导人参加。会上,周恩来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他说:国家要促进生产发展,“必须有重点,有先后”。(一)应该着重农业生产;(二)工业方面“应看力于对国计民生有益并可救急的”轻工业;(三)商业方面“必须掌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商业,如粮、布、煤等”。在周恩来的思想上,中国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点是肯定的、明确的。他的想法是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他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还说过:“这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可躐等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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