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56)

五六

　　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病中曾向医疗组多次交代：癌症问题是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我死后，你们要作彻底的解剖检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为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在疾病晚期而表现出悲观丧气的情绪，而恰恰是在治疗见效，膀胱癌相对稳定的时候。他说话时的神态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他神情安详、坦荡自若，甚至发出朗朗笑声。看得出来，他对科学发展与祖国的未来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早在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周恩来带头响应。1958年，总理专门派人到重庆把抗战时期安葬在那里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坟墓平掉，进行深埋，地面上重又种上了庄稼。60年代后，周恩来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人死后不仅要火化，而且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到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这样一来，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作一点贡献。”

　　这就是周恩来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最崇高的思想境界。

　　他和邓颖超都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成为子孙后代的光辉典范。

　　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实行土葬。我们只要跨出家门到城郊或乡间区，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旅游风景区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坟茔占去了许多可耕地。这是一种愚昧无知、令人心痛的不良社会风气。我们的先哲周恩来早已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他自觉地不保留骨灰，破除旧习俗，树立新风尚，是对丧葬制度所作出的一次启迪后人的革命性举措。

　　1月15日下午3时，党中央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散会后，邓颖超在台湾厅严肃地对亲属讲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为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与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生命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几十年前共同约定的。我们国家在对待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伯伯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但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作肥料，仍为人民服务。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一行动，伯伯的遗愿实现了，伯伯的心愿，我已经了却。

　　追悼会已经结束了，小轿车一辆接着一辆从大会堂开出来，由长安街向东西各自疾驶而去。参加追悼会的人渐渐地散尽，仍不见人们熟悉的那辆黑色红旗轿车驶出来。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两侧拥满了人群。他们渴望着再看一眼总理，向他致以最后的敬礼，再送他一程，目送他乘鹤归去，直到他永远安息的地方。

　　等啊等啊，就是不见那辆黑色轿车开出来，人们开始着急了，都在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敬爱的周总理，您到底在哪里？但他们依然静静地引颈期盼着……此时此刻，有谁会想到在人民大会堂里，邓颖超亲自将周恩来的骨灰分装成三袋，交给了周恩来生前党支部成员。他们乘坐周总理的座车护送骨灰悄悄地向东郊迅速驶去。

　　邓颖超亦乘车相送去机场。他们手捧着总理的骨灰登上一架农用小飞机，按照事先的约定，飞机升空后，他们应听从驾驶员的命令，分别在北京上空、天津海河与黄河入海口等处，将骨灰全部撒干净。邓颖超久久地站在寒冷的黑夜里，目送那一架小飞机渐渐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才乘车返回西花厅。

　　这一壮举是在默默无声中进行的。曾经有人问起，总理的骨灰真的都撒完了吗？难道没有留下一点儿吗？总理的骨灰究竟撒在了什么地方……给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尽的遐想。

　　我们根据周恩来一生的谦逊美德和他的彻底革命精神，答案便不难找到了。有人说得好：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须保留自己。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千百年后，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在追寻历史人物对中国的贡献时，不可能忽略了周恩来。他们会说，周恩来没有后裔，没有留下坟墓，甚至也没有留下很多著作；但是，他留下的财富是使中华民族代代相传，世世享用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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