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50)

五〇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不可思议。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还有精力来看望周总理？

　　而且，此时的周恩来也处在重病阶段，身体非常虚弱，基本卧床。可是，值班同志没有权利犹豫，只好立即向周恩来如实报告。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数九寒天，更深夜静，刺骨的西北风正刮得呼呼地响，室外气温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凝结成几条弯弯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细水流。不多一会儿，医院大门口的警卫人员报告说，康生的汽车到了。我们按事先的安排，将病房西侧的车廊大门打开，让康生的汽车开进房子里，便于保温，避免着凉。

　　那天夜里，康生是乘救护车来的。当车开进车廊，工作人员即关闭大门后才打开车门。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灯光下，看见他的气色很不好，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地向上凝视着。大家一起将平车推到救护车旁边，康生处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帮助把担架抬到平车上；护士高举着输液瓶，有人负责照料其他管子，好几个人细心而平稳地推着平车送康生进周恩来的客厅。

　　平车推到客厅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护士帮助康生将头侧向右边，他看到了由护士搀扶着站在那里的周恩来。

　　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

　　周恩来在靠近康生担架右侧坐下，我们把电铃按钮放在总理手边。他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把门关上，房间里只留下他们两人单独谈话。

　　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病房值班室的电铃响了，大家知道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医生护士推门进去，搀扶周总理站起来同康生告辞。这是康生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谈话。就在他们这次谈话后大约两三周，康生便离开了人间。

　　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到解放军三五医院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

　　康生整人整了一辈子，可说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阴险狡诈之徒。无论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康生行将就木之际，为什么要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老底抖落出来，且恰恰反映给政治对手周恩来？这是一个迄今难解之谜。

　　沉寂一时的“两校”又热闹起来了；关注辽宁营口大地震；周恩来突然昏厥惊动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重新复出工作后，由于他的智慧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全国的工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形势喜人，而一时名声显赫，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因在毛泽东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便打蔫儿了。他只得暂时“离开”江青远一点，打道回府、避避风头，回到自己打天下的老家——“大上海”去韬光养晦，但他可决不是去作“寓公”的。自此，近半年左右，在首都的大众传播媒体上几乎不见王洪文露面。

　　但是，“四人帮”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要继续兴风作浪。果然，到了1975年的夏季之后，全国政坛风波再起，先是提出了一个什么“评水浒”，说宋江是“投降派”，后来又喊出什么“评法反儒”问题；时隔不久，紧接着提出了要害问题：“批判右倾翻案风”！

　　就这一下子，清华、北大，那时称之为“两校”，但写文章的笔名叫“梁效”的大院里，再一次率先将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张贴了出来，整个校园又沸腾了，“两校”在运动的排行榜上又将获得“第一”。他们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领导人。看来，一场新的劫难又要来临。

　　正是盛夏季节酷暑难当的8月间，我看见周恩来手上捧着“评水浒”之类的“文件”。起先，我也纳闷。《水浒传》这部书我看过多遍，不过，我是把它当作饭后茶余消闲解闷的书来看的，并没有思考过。我脑子里缺少的就是文学细胞，因此，梁山上浩浩荡荡的108个英雄好汉对我也没有什么思想影响。这是怎么回事？《水浒传》居然上了红头文件，一向因工作繁忙，连电影都不看的总理，他也关心起《水浒传》来了？不明白，搞不懂“评水浒”之举有何含义，故一时间未加理会。

　　但是，自那时起，到三五医院来的党中央领导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个别来的，有几个人一起来的。他们每次谈话的时间也比往日“探望”病人的时间要长多了。我们医疗组的成员所知道的只是总理要会客，有时知道总理见什么人，有时连见什么人亦不知道，只要说是客人到，我们就马上回避，末了，只了解总理会客几小时几十分，目的是掌握时间，必要时可以提醒总理不要太劳累，仅此而已。首长当中，我不回避的是叶老帅和先念同志。

　　从见到的中央领导人神情上可以感觉到首长们的情绪严肃、低沉与不安，可见当时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但是，如前面所提到的，自打8月份发现周恩来身上的膀胱癌已恶变为“鳞癌”起，总理的病情发展之快犹如大江决堤一般，真是一天一个样。

　　进入12月以来，医疗组的专家们感到周总理的病情已到了最后关头，恐怕是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医疗组向党中央书面报告了周恩来已处于垂危时刻，实际上等于发出了“病危通知”，说明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情况而抢救不过来。

　　同时，我们也向邓颖超作了详细的汇报和解释，好让她有一个心理准备。

　　大约在中旬以后，终于进入弥留状态，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并且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相反，昏睡的时间则越来越长。

　　医疗组加强了专家值班，心内科、泌尿外科、普外科和麻醉科等各科专家亲自参加值班工作，24小时不离开；不仅心电图监测，连输液、输抗菌素等各项具体治疗措施都是专家亲临指导，或是由他们操作。我们制订了在紧急状况下实施的方案：保证医疗组与各部门人员步调一致、行动迅速而准确有效地进行。

　　更进一步明确日常工作的分工与协调配合。其时，在医院的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警卫、服务员、司机和厨师等每一个人面部神情严肃，说话悄声细语、做事来去匆匆，大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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