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45)

四五

　　其实，这也是我常用来提醒周恩来休息、进餐、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的办法，这是一种信号，以期得到他的默契与配合。这个做法，常常是成功的。

　　这时，我独自到院子里去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冬日长沙的深夜，室外温度也很低，加之潮湿阴冷，这种感觉比之北方的干冷更难受。到了凌晨4点钟样子，东方微露鱼白，晨星稀疏，在室外呆的时间长了，更感到身上冷飕飕的，便回到1号楼门厅内。

　　我刚开门掀起帘子，见到周恩来正同毛泽东的秘书在说话，我又退了出来，回到汽车上坐等。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仍不见周恩来出来，我同警卫员商量，决定都下车，到门厅外等候，必要时，走进去提醒他回住地休息，即使挨他的呵斥，也要进去“冒险”催促一声。否则，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尽责。

　　主意已定，我们就下车走近门厅，听到周恩来跟他们说：“康生这个人，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刚才主席也说了……”我们赶紧主动离开门厅，免得人家说是“偷听机密”。后来，他们又说了些什么，便不得而知了。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听到周恩来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这常常也是他给我们随员的“联络信号”。他用这样的办法提示身边的人，他的谈话结束，准备走了。这时，门帘拉开了，周恩来同他们握手告辞：“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照顾好主席。”

　　1975年，周恩来向外宾透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吴阶平：“要如实告诉总理。”邓小平：“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4年12月以前，我们已经发现周恩来患有结肠癌。可是，他受党中央多位高级领导人的重托，必须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历史赋予他的重要使命。医疗组遵照叶帅的指示，不得不将肠癌的治疗推迟了下来。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顺利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经过精心的准备，于1975年3月26日，为周恩来做了结肠癌手术。全国著名外科专家协和医院的曾宪九、上海第二医学院董方中、解放军总医院陆维善主任、北京医院吴蔚然、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主任潘铨；麻醉科专家商德延与谢荣；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虞颂庭、熊汝成、吴德诚及于惠元；心脏内科专家陶寿淇、黄宛、方圻和陈在嘉；肿瘤病学专家谷铣之及李冰，还有手术室护士长等人，都先后进了手术室。

　　这样一个庞大的医疗队伍，由吴阶平院长统一指挥。为了避免手术室内人员过多，保持手术室内干净、减少病菌感染的机会，事先，由吴阶平协调、安排妥当，按工作需要，请专家轮流进手术室。

　　手术中，发现右侧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切开肠腔后，见到结肠肝曲以下部位，分别有3厘米、1.5厘米及0.5厘米三个向肠腔内凸起的癌瘤，大的那个呈菜花样。

　　专家们当即确定整个手术分两步进行；先作右半结肠切除，腹腔内未发现肿瘤转移，完成肠道手术后，便作膀胱癌电灼术。

　　手术后的头一周，普外科、心内科、泌尿外科和麻醉科各有一位专家24小时轮流值班，与我们保健医护人员共同严密观察、记录病案，直至病情稳定，体温、脉搏、血压以及常规血液化验和生化检验项目都恢复正常；精神和体力康复顺利，才逐渐减少值班专家的人员与次数。但他们仍昼夜自动到病房来观察病情。手术后的初期阶段加强了护理工作，护士也分为三个小组，昼夜轮值。

　　无论怎么说，周恩来毕竟是77岁高龄的老人了。身患癌症又拖延时日过久，在经受了这次重大的手术治疗后，身体是明显地虚弱了。

　　1975年8月，天气实在是太热，三天两头下雷阵雨。空气中的湿度相当高，令人感到闷热不适。虽说医院里有中央空调设备，室内凉爽舒服，但人总不能成天呆在房子里生活，不到户外去活动，不见阳光，不呼吸新鲜空气。浑身上下的皮肤倒是挺凉快，但汗毛孔总闭着，这样的滋味也不好受，搞不好，会得“空调病”。

　　这个时候，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治疗在继续，病情却不见好转。

　　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组，按惯例为周恩来作临床检查——就是我们常说的医生查房。当吴阶平院长在周恩来的下腹部触摸时，他那正在检查的右手，突然动作稍有迟疑，双眉紧皱，脸上神色有些紧张，并且在该处反复触摸多次。

　　这一举动，来得如此突然，大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是，他们毕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彼此用眼神扫视了一下，便都心领神会地感到吴院长的神态，意味着周恩来身上的恶性肿瘤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少许，吴阶平恢复了他平常那庄严的学者风度，以和缓的语气同身旁的专家说：“你们查吧。”他自己便站到一旁去了。

　　“请总理休息，我们去讨论一下，再来向您报告。”几位专家轮流检查完毕后，吴阶平诚恳而委婉地跟周恩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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