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十年(12)

一二

　　董必武陪同胡志明游览了济南名胜古迹，去了孔子的家乡曲阜，又到安徽芜湖，后到黄山住了二十来天。

　　庞大的车队开往黄山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趣事。那天，我们在芜湖铁山宾馆吃完午饭后，稍事休息便乘车赶路去黄山。将近掌灯时分，车队进入黄山境界。浩浩荡荡的汽车长龙一路上轰轰隆隆的马达声响，使临近黄昏时下山来觅食的虎豹等猛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领导人的小轿车在先导车引导下顺利通过。我与当地的警卫人员同乘一辆车“断后”。在离住地约莫还有二十分钟路程处，坐在前排位置上的省公安厅警卫处的一个同志发现了“情况”。

　　“前面有老虎！”那人突然大声喊了起来。

　　司机反应极快，随着喊声，他立刻紧急煞车，关紧车门、摇上车窗玻璃。汽车在山脚下很窄的公路上停住了。大伙儿直起身子，屏息静气，探头朝前看。只见二十来米处的地上躺着一只“大虫”！是老虎？狮子？豹？看不清楚。没有人敢于下车去“探险”。

　　“不管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先打它两枪再说。”这时有人提议，前排座位上有一人附议。他马上摇下车窗玻璃，掏出手枪朝那家伙“砰、砰”地开了两枪。枪响后，既不见那“大虫”抽动，也未见它跳起身来逃跑，不知何故，它仍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因离它较远，天色已黑，看不清楚地上是否有血。它死了吗？不知道。

　　我们急于赶路，不能在那儿耽搁过久，必须跟上前面的车队。又稍等了一会儿，有人建议汽车再往前开，离它近一点，司机按了几下汽车喇叭，它还是不动。此时，有人握着手枪，子弹顶上了膛，走下汽车，就近捡起石头朝它身上砸了几下，像是死家伙。他从后备箱里取出汽车摇把，走过去捅了它两下，证实确是死的。大家都下车去看，见是一只死豹子，地上流着一摊血。有人分析：这是一只过路的豹，此处是陡坡，公路下边是悬崖；它受了车队的惊吓往陡坡上跳，结果摔了下来晕了过去，这时恰好遇上我们，便挨了枪子儿，被打死了。大伙儿同意讲话人的见解，然后，几个人七手八脚将它抬着放进了汽车后备箱里继续赶路。

　　汽车到达黄山，我方得知董老住在观瀑楼，胡志明住在桥下面山麓，溪水边的温泉宾馆。我们将那只死豹子送进了厨房。

　　我疾步走向观瀑楼，进门便到董老房间去，在两位老人跟前将我在路途中“遇险”经过，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番。他们听得蛮入神，感到有趣。

　　第二天中午，董老嘱咐我到厨房去看看厨师处理豹子的情形。我到厨房一打听，才知道昨天拉回来的是一只正怀孕的母豹，厨师剥掉豹皮后即开膛破肚，剖开母豹子宫，看见那只已死的小豹浑身具有花纹。

　　我回去向老人家复命，告诉他所见到的情形。他听后感到有趣地说：“从前以为豹纹是在出生后，生长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今天才知道是先天就有的。”

　　这天中午，我们工作人员餐桌上多了一道菜——红烧豹子肉！大家品尝了这一特殊的野味，但觉得一点也不好吃。

　　当年，八十高龄的董必武依旧童心未泯，喜爱体育运动。他常常观看运动会的重大比赛项目。他还是个“乒乓球迷”。如前面提到，他由重庆去武汉，在游轮上，深更半夜的叫随员收听“世乒赛”的结果。

　　1966年，“文革”动乱时，董必武已是耄耋老人。他除了出席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等活动外，极少出头露面。他早已赋闲在家，以书法和诗词等自娱，过着含饴弄孙，极为平淡的百姓生活。但是，即便如此，江青一伙也不轻易放过他。

　　董老德高望重，为人厚道谦和，一生不争名利。按说，他没有跟谁结下什么冤仇。此时，他虽在党内外只是一些荣誉职务，并无实际权力可夺，但老人家威望高、影响大，这，仍使“四人帮”一伙人不放心。他们抓不到董老任何小辫子，一时无计可施，便采用了在精神上折磨老人家这一毒计。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董老的女儿突然接到在广州陪伴父亲休养的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爸爸刚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儿子到公安部门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也没有问为什么。妈妈在电话中嘱咐女儿说：一定要听话，去吧。女儿尽管满腹狐疑，还是按爸爸妈妈电话中的嘱咐，老老实实地按中央指示去办。

　　第二天早上，她带着弟弟骑着自行车，也没有带洗换的衣服和牙具等生活用品，出了中南海西门，直奔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门口，找不到接待他们的人。

　　“到市公安局那边去看看吧。”弟弟提议道。

　　“你们怎么也来了？”到了市公安局，一位舍在中南海呆过的警卫战士认出了他们，问道。

　　“中央叫我弟弟来投案。”

　　那人吃惊地看了她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点点头。当公安局的人向他们了解到他们没有搬家，仍住在中南海，家里的电话机也没有撤掉，电话号码也未变，这都表明董必武没有被打倒，也没有受处分后，接待的人对她的弟弟要到公安局自首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她只得将妈妈打来长途电话的内容向他叙说了一遍。那人听后觉得拿不定主意，又找了一个年长些的人，把姐弟二人领进了屋子。

　　“谈问题吧！”那人说。

　　“我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了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在‘中央文革’指点下的‘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党派办公室的行动……”

　　董老的小儿子边回忆边检讨自己从“文革”以来的“违法行为”。

　　“就这些？”市公安局的那人听后有些生气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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