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193)_虚阁网

一九三

　　庐山会议后，随着批陈整风的进展，毛泽东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一伙的权势。林彪一伙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因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仓惶乘飞机出逃，终于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林彪集团失败后，朱德的心境舒畅多了。他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时，在军委直属组说：我好几年没有和军队同志在一起开会了。现在我还能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是好军队，心情很愉快，很高兴。他仍十分关心生产，随着处境的好转，又能到工厂、农村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并且恢复了会见外国议会代表团和外国友人的活动。

　　一九七三年八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后来说：“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者总已来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主席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领导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若有所思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处理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尽管毛泽东这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根本错误的。当局恩来在批判林彪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时，毛泽东又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因而又错误地支持江青一伙把林彪集团的性质定为极右而不是极“左”，使周恩来等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努力归于夭折。江青等乘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周恩来等。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在中直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以“批林批孔”为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不指名地进行攻击。

　　康克清参加了这次大会，她回忆说：“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向朱总讲了。我说：‘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听了我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事隔两年多，当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党内健康力量同“四人帮”之间发展到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康克清乘车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她后来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叶帅，他把我带进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音量放得很大。他问我：‘朱老总逝世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就把朱总对形势分析的那段话说给了他。他听后说：‘噢，朱老总还有这样的分析。’”

　　这年八月，八十八岁的朱德来到秦皇岛海军基地，在接见舰艇指战员时，又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党的老干部是宝贝呀……我们做的事情是光荣的，是有前途的。”这年，被林彪、江青一伙关押了七年半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走出监狱，便来看望朱德。朱德对他说：“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这几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曲折反复的，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它眼前兴时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这次谈话，正是在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前夜。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朱德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带着重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相隔十年，又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决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使经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人民心中又燃起新的希望。

　　朱德在这次会上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久，他又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他在七三年也曾多次写过这一内容的条幅。”在这以后到他逝世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频繁地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单单出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就达到四十多次。

　　四届人大后不久，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在短短九个月里，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

　　对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朱德是十分欣慰的，他称赞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很好。原辽宁省委书记周桓回忆说：“一九七五年底，我去看望总司令，他对我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接着，他又谈到，要抢班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嘛？！他们要打倒我，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是党树起来的，要打倒我，就得先打倒共产党。现在虽然有人还在捣乱，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胜利。”然而，整顿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同时，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正是在这样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全国人民顿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他是一九二二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五十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多少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是在发现癌症两年后的一九七四年六月才住院的。朱德同他最后一次相见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作“八段锦”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现在是四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五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五点半可以离开，六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未一趟。’周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我说：‘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五时五十分，朱老总到了，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总理：‘你好吗？’总理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朱老总已八十九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总理关心地问老总：‘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老总说：‘这个可以。’总理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开始了两位老战友的谈话。”

　　“六时十五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几十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周恩来这样快地去世，是朱德怎么样也想不到，也难以相信的。她的女儿朱敏在第二年回忆道：“去年元旦，我父亲病刚好一些，就出了院。他在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总理病重的消息。一月八日，总理逝世时，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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