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191)_虚阁网

一九一

　　43.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新中国成立后空前的政治浩劫。它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朱德正是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

　　当“文化大革命”将要开始的前夜，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早已处处可以感觉到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旨，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伪证，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借林彪身体不好，逼林“让贤”。同时，还对罗瑞卿不赞成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提法进行批判。在会上，朱德实事求是地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的，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他没有料到，这次发言以后竟成为林彪、康生等人攻击他的重要口实。对于罗瑞卿的所谓“篡军反党的问题”，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样，事先毫无所知。康克清后来回忆说：“朱总参加上海会议（指那次中央紧急会议）后不久，到了杭州。当时，我正在江西搞‘四清’，便赶来看他。吃饭时，我发现他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摇头。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看他这个样子，我很担心，就问他：‘老总啊，身体不舒服吗？’他摇头不语。饭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就不要多问了。’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后来，他的秘书告诉我是因为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我才知道朱总忧心仲忡的原因。”

　　这以后，局势发展得很快。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反党集团”的吓人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

　　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

　　“文化大革命”会那样发展，是朱德原来所没有想到的。这一年，他已经八十岁了。当他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叛徒”、“走资派”，受到批斗、抄家，看到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混乱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一个当时在朱德身边工作的秘书回忆说：“一九六六年冬的一天，我去给朱总送文件时，看到他仰靠在沙发上，紧闭双目，直到我走近前，他才睁开眼睛，他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他说：‘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连老的也保不住了。’看他当时的表情，心事很重。”但他在参加中央的会议时，还是但然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十二月六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

　　九天后，他在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错误再严重，还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可是，整个局势却越来越恶化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的狂潮。“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造成比以前更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一月十一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这自然使朱德更被林彪、江青等视为眼中钉。

　　一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围了朱德的家，康克清回忆说：“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南海造反团的造反派们围在楼前，高呼‘打倒’‘炮轰’的口号，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我们家里，墙上、地下，到处都是。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他们一直闹到很晚才散去。”当朱德队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贴出了攻击朱老总的大字报。周总理闻讯赶到朱老总的家，安慰他要保重身体，劝说老总到比较平静的玉泉山休息。在老总身边工作的同志告诉我，朱老总已去看了那张大字报，边看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说那张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其他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一月底，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引向社会。一时间，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大街上。造反派还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斗朱德。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聂元粹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开会。她在会上说：“清华大学揪出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一个大的。”会后，她给康生打电话，探询中央文革的态度。康生回答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于是，聂元梓几次召集会议，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面对突然袭来的恶浪，朱德泰然自若地向康克清谈了两点看法：第一、历史是公正的；第二、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情，“你不要怕他们批斗，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他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在开会的前一夭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大会没有开成。事后，戚本禹责备造反派们：“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其实最傻了。要不要搞，你们自己考虑。”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还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保护了一批被揪斗的老干部和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这年二月，在他的具体安排下，正受到造反派批斗围攻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等，从外地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江渭清回忆说：“我到北京后，听到朱德同志也受到批判、攻击的消息后，很为他老人家担心，便拨了个电话给朱德同志。接电话的是康克请同志。我提出想去探望朱德同志，她很快答复欢迎我去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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