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187)_虚阁网

一八七

　　朱总听得很认真，听后谈了一些意见。我现在记得的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要重视对外贸易工作，发展对外贸易，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产品的数量，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打入国际市场，这样就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外汇，加强经济建设；二是除了发展工业外，还强调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发展工艺品，这样既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也可以组织出口，赚取外汇。

　　当时福建面对金门、马祖，被强调为地处前线，资金摊不到，项目排不上，发展工业有困难，成了沿海各省中经济最落后的省分。朱总根据当时情况，强调多发展工艺产品。现在看来，朱总的这些意见都是很对的。”对福建的农业，朱德“主张搞多种经营，认为国营农场应成为多种经营的基地，不能单打一搞粮食。”在福建期间，他还去看望了原国民党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并且事前叮嘱：“不要告诉他，如果告诉他，他就要来的。”他们谈得很欢洽。第二天，陈绍宽带了一束自己种的鲜花去看朱德，朱德也还赠了一盆兰花。陈绍宽很受感动，“经常对人讲，朱总司令为人好。”

　　三月六日，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福建、江西两省的情况时着重指出：包产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指派的办法，使生产指挥权真正掌握到群众手中。“群众普遍反映有七满意：对退赔兑现满意；对分配兑现满意；对超产奖励满意；对自留地满意；对‘三包’落实满意：对于部作风转变满意；对春节供应满意。”在广东视察期间，朱德于三月十三日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要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来，我们对兄弟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多些，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则做得比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主观上注意得不够。就现在的形势来看，帝国主义的‘禁运’是禁不住的。”因此，今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

　　他提出：在外贸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以进养出’和‘以出带进’这两条”，“所谓‘以进养出’，就是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

　　“所谓‘以出带进’，就是只有多出口才能多进口。”他还说：“我们的对外贸易不是搞一年就拉倒，而是要长期搞下去。”三月十四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会后，在三月二十四日离开广州，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视察。朱德看到四川省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感到十分高兴，四月三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中央紧急指示信传达贯彻以后，四川的手工业、自留地和集市贸易都恢复得比较快。小商品、蔬菜、食品等均不太缺乏。集市贸易很热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农民很高兴。今后要使市场比过去更繁荣是完全有可能的。

　　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增加，使农民家家富裕起来，生活过得好些，也是有可能的。朱德回京后在五月九日给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这次外出视察的情况，并对一些问题提出意见：第一，“六十条”贯彻以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第二，河南省虽然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困难仍然很大：农民体力弱，患浮肿病的人还不少，牲畜死亡多。第三，四川农村的公共食堂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陕西的群众说，农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据豫东调查，允许杜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第四，手工业在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存在不少问题。第五，集市贸易恢复后，市场活跃了，产品增多了。但是，也出现了投机倒把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国营商业对集市贸易的领导。第六，现在县与县、社与社之间，仍然进行经济封锁，物资不能互相交流。这个限制必须迅速打破。第七，国家规定“不许长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继续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问题，制定《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等文件。

　　朱德在会上先后两次发言。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的发言中说：农民对一九五七年是很留恋的。这说明高级社时期的工作走上了轨道。一九五八年以后就搞乱了。现在主要问题是解决粮食问题。农民总要有点多余的粮食，这些粮食国家就不必去统了，可以用来解决市镇本身的需要。农村市镇上的茶楼、酒店、饭馆要恢复起来，这是农民十分需要的。有些工厂、合作社合并不当的，要恢复原来的状况。在六月六日的发言中，他指出：现在收购农副产品的办法太死，收购的种类也太少，这样不好。今后要改进收购办法，扩大收购种类。另外，现在的收购价格也不合理。如今年的水果比往年增产，但收购上来的却很少，原因之一就是收购价格太低。这几年农村的牲畜死了不少，农具损失了很多，生产力遭到了破坏，这是个大问题。现在要把农村集镇的铁匠、石匠等手工业者都迅速地组织起来，恢复生产，帮助农民建立家务。

　　会议结束后，为了了解“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贯彻执行情况，朱德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和武汉、广州等地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及时转报中央。七月二十九日，朱德在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三条意见：第一，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劳力安排恰当，分配合理，这方面的生产是大有可为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建立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建设速度，抽出较多的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第二，北京市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既不利于调动生户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叉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是否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较好。第三，现在城市人民公杜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资福利制度很乱，职工在这方面的意见不少。如果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在工资福利上，各厂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一定的工资福利标准，酌情自行调整。

　　十一月二十一日，朱德在转报《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说：“武汉市和广州市，已将城市公社工业调整为手工业合作杜或单独核算的小集体企业，结果很好。我的意见，全国城市工业，均应参照武汉市和广州市的办法，适当进行调整。”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工人的雇佣关系、合作关系和师徒关系分不清，以致将不少手工业技术工人错划为小业主。应该指示各地，根据一定的标准，适当纠正。”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困难还很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二月三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他在总结几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经过这次会议，我看可以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祝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刹不祝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朱德还根据他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指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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