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150)_虚阁网

一五〇

　　34.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喜讯传来，革命圣地延安一片欢腾，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蒋介石立刻把注意力转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对付其他民主势力方面来。朱德一面同延安军民一起共享胜利的欢乐，一面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国内外的政治动向。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使华北、华中日伪军的大部分处在它的四面包围之中。因此，当日本外务省在八月十日通过中立国向中、苏、美、英四国政府表示要求投降时起，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在两天内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包围日伪军的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行动，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到抗拒，应坚决消灭之；命令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所部、张学思所部、万毅所部及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向东北进发。但是，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却在八月十一日连下三道命令，一面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还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逼进。国民党发言人把朱德发布的命令称为“唐突和非法的行动”；国民党高级将领何应钦、冷欣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约定，趁日军尚未遣散之际利用日军参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内战危险十分严重。

　　面对着严峻的内战危险，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针对蒋介石不许解放区军队要求日军投降的命令，朱德、彭德怀以延安总部正、副总司令名义在八月十三日致电蒋介石，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八月十六日，朱德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提出六项制止内战的主张并要求蒋介石公开收回他在十一日的错误命令。电报说：“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国战场上的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我们至今犹打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它们。”电报强调：“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制止内战的办法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

　　针对蒋、日、伪的暗中合流，朱德在八月十五日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同日，朱德还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说帖，阐述了中国解放区、沦陷区抗日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八年抗战的实绩，揭露国民党政府“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请三国政府在处理日本投降问题时“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并向三国政府提出下列声明和要求：

　　“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己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蒋介石对朱德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但他的精锐部队在抗战期间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一时来不及调运足够的兵力到北方，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因而只好作出和平谈判的姿态。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这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建议毛泽东去重庆同蒋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枣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尽管蒋介石主张和平谈判只是一种姿态，但中国共产党还是力争能借此实现国内和平，从事国家建设。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指出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要学会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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