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148)_虚阁网

一四八

　　军委机关有一个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部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很多人历史复杂，人们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们。有一个高级参谋名叫白天，曾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参谋长，更是引人注目。有人怀疑他是混进来的军统特务，提出要批斗他。朱德派人了解白天的全部历史，认为这种怀疑没有根据，不同意进行批斗。他指示高参室的领导人一定要好好掌握党的政策，不能乱来。这时，几个高参精神上都感到压力很大，对写自传更是顾虑重重。朱德找他们谈心，勉励他们消除顾虑，实事求是地向党交心。受到一部分人严重怀疑的那个白天，不仅思想负担很重，而且也感到很委屈，写了三首诗贴在自己住的窑洞门口，表示自己投靠共产党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特务。朱德看后，和了他三首诗，表示欢迎他投身革命。白天看到朱德信任他，关怀他，原有的顾虑和委屈情绪就消除了大半，重新调动起工作积极性。别人看到朱总司令对白天采取这种态度，也不再提批斗的事了。

　　据有的老同志回忆，由于朱德的领导，在当时“抢救运动”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表现在几个问题上，如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大堆统一等等。

　　只要谁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他就说你破坏统一战线，我有些不高兴。他不要政权，忽视八路军，忽视游击战争，对自己看不起，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相反，他对蒋介石看得起，把他看得又大又好，说成是“中国唯一”、“雄才大略”。对小党派他也看不起，这样就把统一战线统光了。在党内，王明目无中央，以代表国际来指挥中央自居，对书记处闹独立性，在党内关系上采取一打一拉的手法。“总之，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在群众工作方面则硬搬西欧的一套。朱德尖锐地指出：“我们的革命家务，他也没有出过力。搞掉革命的家务，当然不伤心。结果只有跑到大资产阶级营垒去，可惜蒋介石太蠢了，不要他！”

　　朱德还把抗战初期的王明同陈独秀相比较，指出：他们的相同点是：第一，不要领导权，不要武装，把革命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第二，看不见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大；第三，看不起游击战争；第四，就是怕统一战线破裂；第五，对资产阶级不要批评、不要斗争，只要团结。

　　王明和陈独秀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有共产国际做招牌，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第二，新陈独秀主义是法西斯时代的产物，有法西斯的色彩。接着，中共中央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地深入研究了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此基础上，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

　　这次会议进行了十一个月，深入地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分清是非，统一认识，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重要文件，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极重要的准备。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四项决议：（一）全会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五人为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主席和主席团主席；（二）全会的任务是准备七大及处理日常工作，全会期间，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工作（由主席团代行它们的职权）；（三）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四）七大议事日程。在整风运动进行的这个时期内，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法西斯德国在同盟国军队的强大反攻中节节败退，已陷入困境；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取得很大胜利，日军的败象已日益明显；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兵力严重不足，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后，力量更加壮大，普遍展开了攻势作战。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不远了。朱德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进行指导，号召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准备反攻。他说：仗打了七、八年了，世界上和我们一起打仗的同盟国越来越多。我们的部队很勇敢，再加上技术，就能天下无敌，要积极准备反攻，把八路军、新四军造成最模范的军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时也有所改善。当时担任中、英缅战区参谋长和美军司令的约瑟夫·华伦·史迪威将军和在中国的谢伟思等一批正直的美国外交官，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满，认为中共是抗日的新的政治力量。为了在中国战场上对日军发动反攻，他们主张同中共领导的军队合作。

　　当时到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很多。一九四四年夏天，美军观察小组又来到延安进一步了解情况，沟通联系。这个观察小组曾派人到朱德领导的军委高参室和作战部帮助做技术工作。有一个美军中士描图员是大学生，天天前来帮助标图。在工作中，他了解到朱德的许多革命事迹，非常钦佩。当他将要离开延安时，提出希望能得到一张朱德的照片。军委机关工作人员向朱德汇报后，朱德满足了他这个要求，还送给他一块当地自织的绒布，使这位中士非常高兴。其他到延安采访或工作过的国际友人，对朱德也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英国记者根瑟·斯坦因写道：“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兵士们敬爱那个六十岁的老农民，象父亲一样。他宽阔的面孔焕发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热烈与乐观，他有力的握手唤起人们的信心。

　　我所发现的，随处都自发表现出来的士兵与人民的爱戴和信赖中，他同毛泽东实际上是同等的。

　　朱德和毛泽东一样，穿着没有徽章而对于各阶级都同样的军装，各处走着，不带卫兵或秘书。”爱泼斯坦谈到对朱德的印象时说：“五十八岁的朱德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满头浓密的黑头发，面部宽阔，两眼炯炯有神。他身材健壮，步履稳健，他的直率使见到他的人一下想起了亚布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相反，他看上去象一位普通的父亲，在于完一天艰苦而又个人满意的工作之后，回到家中，解开钮扣斜靠在椅子上休息，谈起话来面带安详的微笑，充满成熟而叉淳朴的智慧。这种智慧来自他长期熟悉的生活，并己与他自身融为一体。”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写道：“我首次拜会朱德，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国西北的延安。作为共产主义军队的总司令，他在‘枣园’的生活是极之俭朴的。他当时约六十岁.就好象一位慈样的祖父一样，他亲切的脸孔，时常挂着笑容，使最怀批评性的访客也会消除敌意和顾虑。

　　在那个年代里，他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发言人，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外交官和几乎所有到延安去的人，而且都是持之以同等的幽默感和耐性。当他笑的时候、向朋友递香烟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礼貌，都使人感到一阵阵温暖，冒出很强的感染力。”以上几个外国人对朱德的印象很相似，反映了朱德的特点。可是，不久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矛盾尖锐起来。在蒋介石的坚持下，美国政府宣布召回史迪威，改派赫尔利为美国总统特使前来中国，并且很快就全力支持蒋介石。

　　随后，美国驻延安的观察小组成员谢伟恩等也被召回国。史迪威在离开中国前，给朱德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亲爱的朱德将军：由于我已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我谨向您致意。

　　真挚的J·W·史迪威美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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