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138)_虚阁网

一三八

　　31.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抗战

　　朱德这次回延安，正是国际国内风云险恶、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时候。

　　当时，国际法西斯势力正十分猖撅。在欧洲，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击破英、法等国组成的联军，接连占领欧洲许多国家。法同贝当政府已经投降，德国已准备对英国本上实行登陆作战。在远东，日本侵略者同德国法西斯遥相呼应，扬言要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他们一方面发动湖北宜昌等战役，并截断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对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地进行“扫荡”，力图巩固它的占领区。

　　在如此严重的困难面前，中国抗日战争阵线中一部分人更加动摇，国民党内出现一股妥协投降的暗流。蒋介石对抗日前途感到悲观，妥协思想有所抬头。

　　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打击日本侵略者，摆脱抗战困境，争取时局好转。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着分歧。先后犯过“左”倾和右倾严重错误的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延安，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

　　就在朱德这次回延安前不久，王明又将他一九三一年所写的鼓吹“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改名力《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重新出版。朱德在党内和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尽管华北前线非常需要他，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朱德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工作。

　　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留在延安自然仍协助分管军事工作。这以后，从延安发出的重要军事文电一般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工稼祥三人署名。朱德离开前方后，八路军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但八路军总部发出的重要文电仍由他和彭德怀等共同署名。因此，有些由八路军总部发出而有朱德共同署名的电报，收件人中又有“并报朱总”的字样。此外，由于朱德还担任着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因此，同国民党军事当局之间的文电，一般也由他和彭德怀两人或由他们和叶挺、项英共同署名。

　　朱德回延安后还有一项任务：许多需要中共中央领导人出面的活动，往往由朱德担负。这就减轻了毛泽东的工作负担，使他能集中更多精力来研究重要间题。所以，朱德的兼职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他在这一时期的兼职就有：筹备中共七大的军事问题委员会负责人，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负责人，整风学习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组组长，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工作委员会成员以至延安新体育会会长等。

　　由于抗日战争正面对着严重困难，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国内团结、战胜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便成为放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其中，特别需要注意团结的是还保存着抗战积极性的广大中间势力。这些中间势力包括：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

　　五月二十九日，朱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华北磨擦问题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强调要继续争取中间力量，继续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说，对中央军，我们经常有人和他们来往。我们和卫立煌的关系很好，使他在国共两党的磨擦中保持中立。卫立煌表示要坚持进步。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毛泽东很赞同朱德的意见，插话说：朱总报告说得很对，我们还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派也要争取与分化，就是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局问题的会议上，朱德又说：目前我们要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把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对立起来。

　　地主、资本家一般也还有民族思想，不要把他们看成汉好。统战工作做得好，地主愿意把粮食供给我们；如果工作做得不好，他们会跑掉。当抗日战争跨入第四年时，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明确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隐蔽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种危险与困难。”《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克服投降危险和战胜困难而斗争；并要求必须取消现在存在着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因为它己产生削弱抗战力量、引起人心不安的严重结果。

　　同时，在党内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提出全党必须执行”的十六项政策，其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同时也说明：在敌后，“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过去的斗争也正是为着争取团结。”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团结抗日。

　　朱德这时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一文，说明：“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是早已失败了，于是日寇便想用‘以华制华’的方法，引诱中国上层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来奴役我全中华民族；用‘以战养战’的方法，将战争的负担放在中国人民身上，来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

　　文章指出：由于一部分上层地主资产阶级不愿意进步，就形成今日新的投降妥协的严重危险，文章还总结了华北军民三年来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斗争的经验，指出：“三年以来，在华北与人民呼吸相关的军队非但没有被敌寇消灭，反而日益巩固和壮大起来，非但没有被削弱和疲惫，反而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英勇了！”“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应当归功于民众，归功于民主。”强调要继续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这时，日本侵略军急于“迅速处理支那事变”，“迅速摧毁敌人（指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企图”，决心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他们把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视为腹心大患，在反复进行“扫荡”的同时，竭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来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因此，这时华北军民同日本侵略军的斗争焦点便是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开展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

　　早在抗战初期，朱德就曾指出：“交通对于现代化的军队，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交通并非不可变的。可以修理，亦可以破坏和阻塞。因此我军对于敌人的交通，要经常进行破坏，使敌人的交通由最便利的变为不便利的。”敌人的“囚笼政策”是企图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发挥他们现代化装备的优势，来消灭八路军，荡平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保存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交通破袭战势在必行。在朱德动身去洛阳谈判前，他和彭德怀综合敌军在华北的活动情况，指出：敌军近日“加强铁道线军事封锁线及经济封锁”；“强化交通，增修道路”，“且于道侧掘深、宽之沟，此不特妨害军事；且妨害根据地之经济流通”。因此，他们下达了破坏敌方主要交通干线的命令，规定从四月十日起开始动作，并向毛泽东等人作了报告。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大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平绥铁路到同蒲铁路还不能通车，石家庄到德州的铁路也远未修通。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正大铁路看成是连接山西和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八路军的交通破袭战，也把重点放在破坏正大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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