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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


  毛泽东来电的第二天,朱德不失时机地电令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迅速派兵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四月下旬,先后成立冀南军区和晋冀豫军区,由宋任穷和倪志亮分别担任司令员。以后,徐向前和刘伯承、邓小平也先后来到冀南,加强对该地区的领导,并积极向山东发展,逐步形成横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晋冀鲁豫根据地。被日军看作后方交通动脉的同蒲、正大、平汉、津浦、德石、陇海等铁路和华北各地的战略要点都处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直接威胁下,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

  直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回延安前,朱德一直佇马太行,从这个地区指挥着华北各地敌后的抗日战争,在这个期间,八路军总部驻扎时间比较久的是武乡县的王家峪。现在,八路军纪念馆就建立在这里。

  除积极向东部平原地区发展外,朱德还令第一二〇师的宋时轮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进据冀东、热(河)南、察(哈尔)东北,创建冀热察根据地;派第一二〇师李井泉率骑兵支队,北上绥远大青山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样,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华北八路军已发展到十三万多人,但国民党当局已在限制八路军的发展,仍按四万多人的编制发给经费。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也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破坏,使部队的物资、经费、弹药供应都异常困难。朱德、彭德怀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解决困难的方针是:发展生产,有计划地经营和统制公私贸易;在改善贫苦人民生活的原则下,整理税收、田赋;加强敌占区工作,争取运入根据地所缺乏的物资;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开展自愿献金、献粮;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清除贪污浪费;成立华北总财政经济委员会。

  除经济上的困难外,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开始,八路军在政治上遭遇的麻烦也日益增多。当日军在华北大举进攻时,蒋介石、阎锡山放弃了大片国土;而当八路军赶走日军,在敌后艰苦地创建起大块抗日根据地后,他们却企图从八路军手中来“收复失地”。对此,朱德说:“这是意料中的事。”他提出:加紧发动民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说明日军随时有可能转移兵力来华北,从积极方面去转变或减少那些来争夺地盘的人的军阀割据和偏安一时的心理;强调团结,在群众中造成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舆论,揭破挑拨离间者的阴谋,肃清汉奸。并发出训令,要求各部加强训练干部,加强政治工作和党员布尔什维克意识的锻炼。对于八路军的今后任务,他提出:第一,发动广大的民众;第二,广泛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第三,巩固和扩大现有的抗日根据地(如冀察晋边区,晋西北区,晋东南区,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区等);第四,与各方友军更加亲密团结,共同坚持华北抗战;第五,坚持华北抗战,抑留华北敌人,把华中、华南的敌人调动到华北来,以保卫武汉、保卫西北、保卫华南;第六,积极行动,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求改变敌我形势,聚集许多大小的胜利,最后达到全国战略上的反攻,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后,日军把下一步主攻目标指向武汉,暂时不能抽出更多兵力到华北战场对付八路军。朱德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发展八路军,扩大敌后根据地。但是,这个时期在共产党内部却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上年十一月从苏联归国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提出了一系列违背中共中央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干扰了中国共产党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和华中敌后工作,对华北的工作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中共中央为了总结抗战一年多来的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决定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知朱德回延安参加会议。

  朱德在七月五日离开总部动身回延安。他准备顺路拜访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上层人士,加强团结合作关系。在途经日军控制的沁河流域时,他觉得这里地形复杂,粮食也多,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就致电彭德怀、左权,要他们派人到此地加紧工作。十二日,他到达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所驻的沁水县端氏镇,应邀在该旅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着重结合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的形势和该旅情况,讲解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

  八月上旬,他到达山西垣曲辛庄的卫立煌驻地,受到卫立煌热烈欢迎。

  他们两个单独长谈了两整天。朱德提出:八路军已经比从前大大扩充了,准备向蒋介石要求增编三个师。卫立煌表示同情,并答应接济枪枝、弹药和炮弹。后来卫立煌对人说,“朱王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朱德在垣曲停留期间还给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写了一封信,勉励他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建国大业奋斗到底。

  离开垣曲后,朱德一行从渑池过黄河,来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河南洛阳,拜会了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到西安后,朱德多次应邀给学校、抗日团体及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作报告,出席座谈会,还拜访了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他两次前去看望正在西安养病的原来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老师李根源,知道他不日将取道成都去昆明,就把已写好的给王缵绪的信托他带去。他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希望他在动员人力、物力支持抗战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封信给四川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鼓励他发扬民气,组织民力,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起模范作用。这两封信托李根源一并带去。在从西安到延安途中,他从洛川转道到晋西古贤村会晤阎锡山,鼓励他坚持抗战,还商定加强八路军总部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系的办法。

  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抵达延安。这是他在前方战斗一年后第一次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天,延安各界召开万人欢迎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介绍华北抗战形势,要求后方把书报刊物大批地输送到前方去,后方的干部与学生也大批地到前线去工作。以后,不断有单位邀请朱德去作报告,朱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这些报告中,他除总结抗战一年来的经验、分析日军战略战术的变迁外,着重讲了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所取得的胜利,他揽:“我八路军可使敌后方变前方”;“游击战的应用,牵制了敌人,且巩固了自己”;“游击队约有十余万人,要给养、伤兵等等,所以建立根据地是重要问题,五台山根据地现已发展到五十余县。”他勉励大家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在朱德从太行前线返回延安这段时间,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河北省保安司令,到河北来同共产党、八路军争夺领导权。鹿钟麟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是一个同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中间派人士。但蒋介石知道鹿钟麟在当了省主席后,一定会尽力把共产党、八路军挤出河北,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如果鹿同共产党发生矛盾,那就可以使人以为是共产党容不得中间派人士,而不是他蒋某人容不得共产党。为了保证这一意图的实现,蒋介石还在省政府领导班子中安插了一批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以控制和影响鹿的行动。其中,省政府委员、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在抗战前就是冀中一霸,是河北博野一带地方反动势力的头子。日军侵占冀中前,他随国民党军队一起逃跑了,八路军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后,他又回到博野,发展武装,成立民军司令部,自任民军总指挥,是一个积极反共的“磨擦专家”。尽管这样,在鹿、张的任命宣布后,中国共产党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还是表示欢迎,同时也保持必要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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